生长于草木繁茂的乡间，我自幼对身边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囿于条件有限，彼时尚不知那些自由绚烂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大学上《诗经》课，接触到细井徇《诗经名物图解》，看到那些精美的插图，才真正认识了荇菜、飞蓬、游龙（红蓼），然后再读“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山有乔松，隰有游龙”“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这些植物立即浮现眼前。2000多年前，先民怎样发现它们，为何将它们写入诗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流转，它们又寄托了后人怎样的情感，发生过哪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以具体的植物为对象，去探寻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翻阅古籍中与植物相关的各类文献时，我越发觉得，植物是打通古今、连接中西的载体，我们身边寻常可见的一草一木，背后都可能蕴含着无比厚重的历史文化。

　　自古以来，植物就是衣食、医药之源，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山中乔木、河畔青草、空谷幽兰，亦是先民寄情寓兴的重要载体。牡丹象征富贵，兰花是君子，梅花有傲骨，折柳赠远别，红豆寄相思，它们出现于文学、绘画之中，是融在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如果植物会说话，讲起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遭逢和际遇，可供言说的很多：从本草、农学、园艺，到经学、文学、民俗、掌故，乃至东西文明交流、历史地理气候……可以说，由草木汇集起来的，是一个丰富驳杂、有趣有料、诗意盎然的世界。

　　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那么美，与它们相关的诗文典故那么美，画家笔下的花卉、博物插画和本草图谱也是那么美，如此多美丽的事物涌现在我面前，除了将它们写下来，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感动。“写作是内心的需要”，我在中文系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贯穿了两本《古典植物园》写作的心路历程。

　　因此，《古典植物园》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写。美国小说家卡佛说，每个作家都应该写自己熟悉的、能感动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写“应该感动”他的东西。我在选取所要写的植物时，就遵循了这一原则。

　　写哪种植物往往缘于一种契机，或一种缘分。这个契机可能是读书时遇到了问题，有了问题意识，才有了寻找答案的动力。例如，《诗经·郑风·溱洧》里的“勺药”究竟是不是芍药？“蜀葵”是因为产自巴蜀而得名吗？木兰就是玉兰吗？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写作的过程。

　　这个契机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的发现。一年冬天在北京的早市上，我见到了慈姑和荸荠，联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觉得有必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两种植物。之后重读汪先生的文章，竟然有意外的发现。又一年夏天去襄阳，在护城河的桥头被两棵巨大的夹竹桃所震惊，于是就想了解一下这种植物的前世今生。

　　另外还有一种契机，是某个时刻遇到了这种植物，而它勾起了我的过往回忆，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例如《古典植物园》中的葎草、金银花、茉莉、水杉，是分别写给我的父亲、母亲、中学好友，以及纪念我外婆的。在写这样的文章时，情感自然流露，写起来最为顺畅。

　　《古典植物园》无意向读者做百科全书式的介绍。若是一味罗列文献、面面俱到，与古代类书又有何异？因此，有了写作的契机之后，扎进书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有用的资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项工作有时无比繁琐，如果遇到植物名实不符需加考辨，写作难度则会更大。

　　困难虽有，但在经史子集和东西文化之间寻找答案、挖掘故事，很像探险。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文献资料，不知道会有怎样令人心神荡漾的意外发现。

　　以《古典植物园2》为例，从杏花写到巴旦杏，才知道梵·高那幅著名的《杏花》是巴旦杏花，与我们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在了解荸荠的外形、生存环境和文化特质后，对《受戒》这篇小说的鉴赏又多了一个视角；写冰雪中盛开的款冬，经由“僧房逢着款冬花”这首诗，对晚唐诗人贾岛有了颠覆性的认识；由蜀葵写到向日葵，得知它在传入我国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被嫌恶；而探索凤仙花、散沫花这两种可供染色的指甲花，就像在古印度、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间畅意神游……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真心认同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这番话：“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过去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能够带给你“探险”般的乐趣，让你遇见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这可能是两部《古典植物园》与其他植物文化类图书最大的不同。

　　（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