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俱荣

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咸阳市区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梁山上。陵园内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沿主轴线列置的120余件大型石刻群， 因其雕刻精美，数量众多，气势恢宏，所以被后人称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不仅成为盛唐社会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也让人感受到它所体现的盛唐时代精神。

乾陵司马道两侧的大型石刻，可分为五大类。有表明陵墓方位的华表；有碑石类的述圣纪碑和无字碑；神话传说类的翼马；友好往来类的有鸵鸟和六十一蕃臣石像、狮子；仪仗类有直阁将军翁仲像和石马及牵马石人像。石刻从南到北依次有：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石马和牵马石人像五对、石人十对、无字碑、述圣记碑、六十一宾王像，是现存唐代陵墓中规模最大的石刻群， 组合形制自乾陵始为唐陵石刻定制，均采用形体浑厚、庄重，轮廓方整的形式，运用圆雕、浮雕、线雕的综合技法制作，以突出其纪念意义。

华表是陵墓的标志，有引导陵墓方位的作用；翼马继承了南朝石刻辟邪的特点；鸵鸟是来自异域的动物形象，是唐朝和各国友好往来的反映；持剑石人像头戴冠，身穿宽袖长袍，直立的形体相似而面部特征各异，是宿卫宫殿的直阁将军翁仲；六十一蕃臣像表现的是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者，武则天为炫扬高宗及武周朝的威势，将他们的形象雕刻在乾陵。陵园内城的四门之外，还蹲踞着4对8尊高大雄伟的石狮，以朱雀门外的最为雄伟。这对石狮昂首挺胸，巨头披鬃，瞋目阔口，两足前伸，身躯后蹲，凛然挺拔如泰山。置石狮于陵前，增加了陵园的神圣和威严气势。

乾陵最为有代表性的石刻是两通石碑，一通是 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也叫七节碑，它是女皇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纪念碑，碑高6.30米，宽1.86米。碑文约5600余字，武则天亲自撰文，中宗李显书丹，笔划初刻填以金屑，现今个别字的金迹尚在。

东侧一通是武则天的无字碑，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碑身雕有八条互相缠绕的螭龙，左右两侧各四条。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两侧各线刻高4.12米的“升龙图”。碑座阳面线刻“狮马图”，长2.14米，宽0.66米。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为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无字碑唐时立，但不铭唐人一字，留下诸多待解之谜。主要有“德大说”、“遗言说”等。“德大说”是武则天认为自己以女子称帝，“功高德大”，难以用文字表达，故仅立白碑；“遗言说”是说武则天临终前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故不铭一字。从北宋崇宁二年（1103）至明崇祯六年（1633）的530年间有“往来登眺者题咏诗篇刊其上”，计39人42段。其中无字碑阳面正中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朗君行记”题刻是用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的罕见的契丹文字镌刻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乾陵的石刻从规模上也超出了以往的陵园石刻，超大的体量表现出大唐盛世的宏大雄壮之势，乾陵石刻的雄浑气势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高大宏伟，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深邃与大气。而这种精神气度在乾陵石刻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种深邃而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简洁朴实的雕刻形式相辅相成。

　　乾陵石刻无论是雍容华丽的人物还是张扬霸气的动物，都能从它们宏大的体积内感受到一股涌动的力量，而那些流动的线条中又有着音乐般的节奏与韵律。可以说乾陵石刻艺术就是大唐盛世社会风貌的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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