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前的古人类是如何认识宇宙的？

古代的天文观是伴随着人们对星空和宇宙的探索出现的，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观念。我国是天文学产生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拥有历法的国家，古代的历法则可以表现当时的天文观念。远古时期古人就开始了对天文的检测，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xī），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表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就有了天文观测，制定时令的官员。

这里的尧舜禹时期是指史前社会晚期。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具有礼器性质的文物，有些已经具有礼器的性质，它们反映了一定的天文观念。这些文物都是谁？反映了什么天文观念？

《初学记》卷二九引《春秋说题辞》：“斗星时散精为彘（zhì），四月生，应天理。”论述了猪与北斗的关系。史前时期，猪知天时又主配北方，且主祭司命的观念可能已产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出现了一批以猪为母题的神秘作品。猪是如何成为“北斗神猪”的？有哪些文物与“北斗神猪”相关？

20世纪80年代，小山尊形器在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口径25.5厘米、底径10.6厘米、领高10.3厘米、通高25.5厘米，年代大致为7000-6700年。器腹部一周装饰着生动的图案，流云之间绘有三个动物，即奔鹿、飞鸟、生着獠牙的野猪。动物轮廓以阴线勾勒，内部填饰规整细密的网格纹，唯三灵的眼睛、猪的獠牙及鹿的耳孔留有器表的磨光面，从而使灵物形象栩栩如生。

这里的猪应该是北斗的化身。冯时先生说：“北斗作为拱极星有与四宫星相互拴系的特点，其中南宫指向张宿，北宫指向危宿。”这种关系的形象表述，正好就是鸟、猪、鹿的完整组合。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4文化层发现一件长方形夹炭黑陶钵，是以猪为母题的刻绘陶器，年代约为7000-6500年。陶钵圆角、平底，呈倒梯形斗魁形状，口径17.5-21.7厘米、底径13.5-17厘米、高11.7厘米，外壁两侧各刻绘一猪。

冯时先生认为猪形象的中间是极星，应当是北斗星宫中的天枢星。先民用猪比附北斗，猪也应该是斗魁四星及其中天理四星的象征。这件陶钵不仅形象酷似斗魁，而且猪纹中央的极星也把猪的象征意义限定在斗魁四星。

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玉器为说明猪与北斗的关系提供了力证。这是一件双猪首三孔玉器，长8.9厘米、宽2.6厘米，三孔并列，孔径1.9厘米，在三孔两端各雕有一个面向外的猪首，底部钻有四个漏斗状小孔。

在红山文化的墓葬资料中，只有规模较大的4号墓出土猪形礼玉。墓主当是巫师一类的人物，能沟通天地，他胸前摆放的两件猪形礼玉就是沟通天地的道具。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绘有猪形图像的玉器应当就是当时的祭天礼器，逐渐被一种更精致的玉器取代，如玉璧、玉琮、玉钺（yuè）。而璧和琮，偶尔可能还要用来显示王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神权与政权逐渐走向统一。

在整个史前社会，良渚文化玉璧是玉礼器中的精品，上其雕刻有精美的猪图像，类似图像在良渚文化玉琮上也有发现。

天神的人格化是造成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猪为母题的北斗图像拟人化的重要原因，良渚文化礼玉上的北斗神徽图像则将这种天神的拟人化倾向于极至。

二十四节气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定型，四时与四神却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考古工作者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雕刻精致的日鸟合璧图，目前所见雕有完整的日鸟合璧图像的遗物共有3件，分属河姆渡文化的不同时期。

首先，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4层的有柄骨匕，骨匕残存柄部，长14.5厘米、宽3.4厘米，柄面雕刻有两组日鸟图像，图像的中央都是圆日，圆日两侧是两只相背的鸟。

其次，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3文化层的象牙雕片，雕片长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正面雕刻一组日鸟图像，中央由同心圆组成圆日，圆日两侧刻两鸟相望。

最后一件是陶豆盘，出土于河姆渡文化第1文化层，豆盘是泥质灰陶钵的形状，直径27.5厘米，盘内底阴刻日鸟合璧图像，四鸟盘环相绕，分指四方，中央刻有圆日。

很多学者都研究过日鸟组合图像，最流行的说法是“金乌负日”，双鸟日纹图可理解为双凤朝阳，似乎牙骨雕板上所描绘的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金乌搬运太阳的神话。

首先，金乌负日图像描绘的都是一只身负太阳、伸展双翅的飞鸟，而这里的双鸟日纹图仅绘出了鸟头，或者是尾巴，位于太阳两侧的双鸟也没有画出双翼，这与我们所熟悉的金乌负日图大相径庭。其次，我国流行的金乌负日神话都是一乌载一鸟。

在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等古文化中，先民描绘的金乌负日图也是一鸟，与文献记载相符。所以，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日纹图并不能简单的解释为金乌负日。

可以看出，这三组图像中围绕太阳的鸟只绘有鸟头，没有双翼，它们应该有某种共性，并且这种共性反映了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

豆盘中所绘的图像是四鸟盘环，每鸟各守一方，中央的圆形似为太阳。先民认为太阳因为金乌的载负才能在天空中运行，太阳因金乌的搬运而完成位置的变换。那么，金乌载着太阳东升西落，南行北进，当是四时日行四方，牙骨雕板上的图像应当也可以理解成二分日时太阳分主东、西的观念。

四方主四时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在甲骨文中可见一斑。所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日鸟纹图像应当反映了四时主四方还有二分二至的观念。

大汶口文化的残陶片上有八角星纹，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发现八角星纹玉版和负八角星纹双猪首翅鸟，小河沿文化的陶尊上亦有八角星纹，……有八角星纹图案的器物不胜枚举。这些八角星纹图案向我们传达了古人的什么观念呢？

这种八角星纹很容易被认为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但它可能是一种八卦图形，四方八角具有四时八节的含义。

长方形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与腹甲之间，以示天地之间有八卦，玉版上刻划两个重圈纹，中央小圆内画八角星图案，表示太极所在。小圆与大圆之间分成八等分，每分格中刻圭形箭牌一个，共八个象征四时八节。大圆之外与四角之间，又各画一个圭形箭版，表示《易》中的四象。玉版上边钻九孔，两侧短边各钻五孔，下边钻四孔，有学者认为这是古史传说中的“洛书”。

自古以来，八卦都是循着先天方位和后天方位进行布列的。在含山玉版上可以看到八角纹的外围刻有八枚矢状标示八方，这应当具有方位的意义，但也当有其他意义。

红山文化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最富特征的器形之一，高8.7厘米，宽25.5厘米。玉呈青黄色，带黄褐色沁，该器形以双龙凤组合的勾云佩，呈现出早在6千年就固有的龙在上凤在下的文化学说。

勾云形器上端两侧的龙在云中飞行，顶部有一小孔，向下似龙身飞天蜷曲出的形态，形成镂空线和两个小孔。下端似双凤头形成勾云，中部凸起的五齿，中通上端沟纹，利用沟纹勾画形成兽面，齿部凹处和上孔都有舞动痕迹。

学者们对于勾云形器的缘起和功能的问题，争议非常大，以整体为研究切入点的学者多认为象鸟、兽、龙、鹿角或猪獠牙，也有的认为某些勾云形器象蛙、龟一类的蹼足动物。勾云形器可能是龟的抽象。天津文化局文物处所藏四足、首尾俱全的勾云形器最像龟。

据研究，红山文化勾云形器所要表现的是盖天宇宙模式，由于要用抽象的龟型当作天盖，所以要突出龟背和四足，用象征天，用四足象征撑天的四根柱子。故着意突出像天的龟背和作为天柱的四足，而将背部做成勾状，则是象征天的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