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昌斌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他撰写的《道德经》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脉源和思想精髓，以其内容博大精深、玄奥无极、涵括百家、包容万物，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在5200来字的著作中，从上篇的前端第2章直接开始，到下篇末篇第81章结束，几乎全文每篇每章，字里行间无不凝结着老子对“善道”文化的深刻阐释。通读全文，在这篇中华文化的巨著里，我们随处都可欣赏到老子关于“善道”文化思想所闪耀的光芒，毫无疑问，“善道”文化属于《道德经》的重点思想。更为神奇的是，这篇著作竟使用了多达52个“善”字，近乎每100个字都在用“善”做题，篇篇都在深刻地讲述善的思想，处处都在传授善的方法，句句都在推广善的行为。这篇由追求“善道”，教授“善德”，倡导“善行”，巧妙地构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善文化体系。
老子是中华文化的巨人（资料图）
一、围绕“善道”与“善德”，主张“道法自然”，全力构筑起了“上善”的理论系统
《道德经》第34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明确告诉我们，“道”无处不在，“善道”是道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形态，老子是如何垒筑他的善道思想理论系统的呢？
（一）运用比拟的手法，深刻揭示了“善”的起源
在《道德经》中，“善道”占据无比重要的分量，甚至可以说，《道德经》是中华文化中一部最系统阐述“善道”学说并散发着耀眼光辉经典。围绕“善”的起源问题，老子运用比拟的手法，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从“善道”形成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的本质可以用辩证法去认知。第2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一论述清楚的告诉人们，善与恶是相比较而显现出来，没有“恶”就不会出现“善”。
其次，老子从“善”与“恶”的差别问题进行了比较。老子认为善与恶并不存在很大的差距，“善道”的出现只不过是由于那些不明道的人为了一己之私，依靠智巧才出现这种现象，这在全文的论述中随处都能发现，第20章“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就是例证。
第三，他从善与恶的转化问题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善”与“恶”之间只有浅浅的沟溪，他们会相互转化，把握好其中的度是确保善恶趋稳的关键，第58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论说的就是这样的思考。由此可见，擅长运用比拟的手法论说思想的老子，在阐释了“善道”文化起源问题你也使用的淋漓尽致。
“善道”在《道德经》中占有重要分量（资料图）
（二）运用追溯的思考，深入分析了“善”、“被迫”产生的根由
老子是卓越的社会学家，《道德经》在论述“善道”文化产生的问题时，让人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第18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人们本来应该你我平等，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彼此仁爱，共同享受社会资源，但是，由于这些天经地义的事被那些奸诈虚伪、阴谋欺骗的人破坏，社会上才弥漫着尔虞我诈的风气，因此，仁义孝慈补救社会的“善”文化不得已出现了。在老子看来，一个处处叫嚷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往往是这个社会缺失仁义道德、善良真诚的社会。可见，善与不善是社会失道之后出现了社会不公而“被迫”滋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正是因为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不知常，妄作，凶”（第18章）的问题才会屡禁不止。
（三）依靠认真寻觅的态度，深度阐释了“善”概念
第15章指出，“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这里，老子虽然没有对“善”是什么进行直接的定义，但他还是巧妙地对人与“善”相关联的行为表象进行了描述，认为“善道”深奥难以理解，这也说明给“善”一个确切的定义多么困难。虽然“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但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第21章），老子作为一位伟大的观察家，它的一系列精辟的论点，几乎都来自于对自然观察，关于对“善道”解释，同样从他生活的自然界寻找到了答案。
第8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老子不仅用水定义“善”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还以玄妙的“七善”宏论，高度概括出“水”与世无争的高尚品格，让人们形象地了解了“善”的定位，明白了“善”的特点，也让人们深入的懂得了“善”的内在规律，“上善若水”因此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这里用水喻“道”思考，堪称为学术史将难以言状的概念更形象诠释的绝唱。
（四）运用列举的方法，深切的说明了“善”的强大功能
老子认为，“善”的表现形式具有层级多样化特点。第17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这里虽然论述的是关于最高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高低，但内在隐含着民众对统治者关于“善道”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层级分类。第38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这在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这些尽管没有直接论说关于“善”的问题，但在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对“善”的认知，特别是“善”的层次观点都清楚地体现了出来。
“善”的表现形式具有层级多样化特点（资料图）
1、“善道”具有护佑自保的特征
在老子看来，“善道”必须遵循“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77章）这个天道，第9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说财富满满不行善，不仅难以守住，甚至可能招致灾祸。第50章指出“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第55章还说“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由此可见，“善行”在人们的生存过程中呈现出多么神奇的威力。
2、“善道”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
在老子看来，用“善”来消除社会不公，让百姓衣食无忧，是治理国家的好方法。第3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样就能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还认为，用“善治”这种方式治理国家，不仅能培育人，成就人，而且还有利于国家走上人旺国强的你发展道路，第7章“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就是这种思考。
3、“善道”具有无限的社会能量
第35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但如果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由此可见，“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魅力。当然，只能是“夫唯道，善贷且成”（第41章），这一切只属于“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样得道之人（第13章）
二、围绕“善地”与“善渊”，推崇“以正治国”，逐步建立起了“德善”的方法系统
《道德经》第8章，老子把具有“善”与“不争”品格的水相比拟，推崇它“不争”的品质，描述它“无尤”的境界，他以水的“善”性为参考，逐步垒砌起了独具特色的“德善”的思维方法论的体系。
老子把具有“善”与水相比拟（资料图）
（一）推崇处下不争，把甘居幽下视为“德善”重要方式
老子分析问题，处处都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如何“德善”的方法论问题上，他独辟蹊径，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规律，走出了一条处下不争为特色的“德善”路径。
在老子看来，“善”就意味着“处下”，“处下”蕴含着“善”。 他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39章），就是说，一切尊贵高上，都是以卑下为依托，没有卑下就没有尊贵。为了让人们懂得“处下”的好处，老子一方面列举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66章）这样突出“处下”的现实例证，另一方面还深入分析了“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的内在根源（第42章），树立起了善于“处下”成功典型，为百姓学习“德善”方法提供了经验。
为了让人更好地掌握这一方法，老子还就如何“处下”的规律上进行了论述。第77章“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 第42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认为“善”是一个物态不断减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精神逐步得到扩充的过程，这种物态减损就是安居卑下、栖身于“众人”不愿处的位置的表现，自然，这也就是“德善”的方式方法。懂得了至善法则，就能步入“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73章）的善道。由于人们掌握了处下不争的“善道”方法，“民之难治”的问题就得到解决，国强民富就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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