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

　　如果从地形图上进行观察,可以清楚看到我们中国的自然地形明确分为三个阶梯(图一)。前述的几种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黄色的第二和绿色的第三阶梯区域内,褐色的第一阶梯高寒区尚没有早期先民所遗留的痕迹。其中的红山、大汶口、屈家岭和良渚等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大体是自北向南处于第三阶梯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这一区域内条件更优越的区间。只有仰韶文化处在第二阶梯东部的中间位置,也是自然条件相对稍好而近邻前几类文化的区域。

　　第三阶梯的地形是以平原为主,其余为低山丘陵地带,绝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平原地区多在10多米或几十米,面向大海易受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雨量丰沛、水源充裕,属于自然条件最为良好的区域。适宜植物生长、动物存活,也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源比较简便、容易的生存环境。第二阶梯的地形主要以高原为主,间以盆地和河谷平原,平均海拔高度在1000米,河谷盆地约在500米,面向内陆为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区,雨水较少且分布不均,相比于第三阶梯区的自然环境普遍较差一些。动植物存活生长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人类获取生活资源的条件更为困难,需要努力劳作方能谋求温饱,生存状况显然较为艰苦。

图一中国的自然地形特征和距今5000年左右的古文化分布示意图

[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监制中国地势图修改,原图审图号:GS(2016)1609号]

　　处于第三阶梯南部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都属于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前者辅以捕捞、采集,后者则辅以渔猎、采集,分别因小的环境差异而有所侧重[22]。处于中间位置的大汶口文化的经济形态,是以粟类种植为主体的旱作农业,也辅以渔猎、采集和畜牧养殖[23]。处在偏北的红山文化也是以粟类旱作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经济形态[24]。这几类文化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各自都有可获取的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好的生存条件,个体家庭、家族及族群社会多不存在生计的压力。所以,这些文化都可能有更富余的人工和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提供了进行更细社会分工的条件,可让更多的人去从事生计之外的手工业活动,并生产出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甚至奢侈品,去满足不同层次人群、不同类型的社会生活需要。诸如稀缺的精良器具,以及原料不易获得、耗时费工的玉器等产品,故在这几类文明中都有数量可观的精美玉器发现。

　　相比而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发现量更为突出,器类主要是宗教祭祀活动的礼神用器,以及巫师、祭司类神职人员举行祭祀仪式的佩饰物品,显示了特别突出的神权地位。为了表达对神祇的崇敬,他们可以不惜工本的去制作大量形制精美、体量较大的玉器作为礼器献祭,兴建宏大的神庙和祭坛等礼神建筑以示虔诚。并为巫师们安心礼神,让工匠们精艺治玉提供了条件保证,而不必受衣食之需的困扰。这显然是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易于获得足够的食物等资源补给,而保障了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

　　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前两者近似,但略有不同的是在低山丘陵为主的地带,生活资源的获取相对较为欠缺。加之分别处在多种文化的中间区域,生存空间或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出于维护生活资源和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注重武力、崇尚军权显然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玉、石钺之类的武器,重要聚落普遍营建城垣,明显是有对军事首领的尊崇,以及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各自也有一些较贵重的玉器发现,但数量明显较少,除了少量斧钺之外,其余为环、管类饰件,宗教属性的玉器比较罕见,可知神权祭祀必处于次要的地位。

　　处于第二阶梯的仰韶文化,是依赖粟类种植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形态,辅以家庭的家畜养殖业、有限的渔猎活动作为生活资源的补充,可获取的自然资源相对较为有限。原始的农耕生产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才会有相应的收获,比较干旱的气候条件也不能确保谷物收成的稳定,养殖业又直接受农作物丰欠的影响,渔猎的补充条件亦较有局限。这一环境中的个体家庭、家族及族群社会都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不可能有富余的劳动力去从事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生产。因此,这类文明路径的道德伦理和审美价值追求,必是对族群利益的维系,对社会治理做出贡献者表达尊崇,而非对财富拥有的膜拜。故凸显的是王权的崇高地位,而军权和神权均在其次。其代表社会等级、身份的主要形式,并非对玉器等贵重物品及众多器具等资源的占据,而是以仪式性的较大规格墓葬彰显。

　　三、文明路径差异所致的文明史观

　　不同文明路径的社会治理观念体系,会有迥异的差别,大体可以将之概括为:神权文明是信神明;军权文明是崇武力;王权文明是尽人事。

　　崇尚神权的文明,社会上层率民以事神,引导民众向神灵膜拜,祭祀和维护祭祀的崇高和威严是最重要的社会行为,将有限的社会剩余劳动价值和资源,耗费在宏大的祭坛、神庙建筑,精美玉器等礼神的设施、祭品(法器)以及衣饰方面。这是一类依赖、迷信神明的社会运作形式,而不是依靠治理能力掌管社会事务的文明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实际不容乐观。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这类文明模式是“靠向神致祭、同神对话秉承神的意志和个人想象来实现领导”。由于“掌握神权的巫师,无所节制地将社会财富大量挥霍于非生产性的宗教祭祀设施的建设和活动上,掏空了社会机体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使社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