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寻踪昭陵陪葬墓调查记
1977年 昭陵文物管理所
2019-11-22 06:37 https://kuaibao.qq.com/s/20191122AZPH8Z00
唐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嵕山。这一处茔地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这一位颇有才略的封建皇帝很善于笼络统治集团内部的人物，不仅在生前对功臣、勋旧和各种人才作了适当的安排和使用，而且三次下令允许这些人死后陪葬，以表示“死生不忘”的意思。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陵园区（图一)，高踞在九嵕山主峰上的是李世民的坟墓昭陵。由昭陵逶迤而南，占地三十万亩，散布着一大批陪葬墓，包括李世民的家属、亲戚以及开国功臣和其他上层人物，数量之多，在唐代历代帝王陵寝陪葬墓中可数第一。
关于究竟有多少人在昭陵陪葬，有关资料的记载颇有出入。《唐书》中明确记有“陪葬昭陵”的七十四人，游师雄《昭陵图》列八十五人；《唐会要》记为一百五十五人；《长安志》记为一百六十五人；到清代徐乾学的《读礼通考》记为一百五十三人；《礼泉县志》记为二百另三人。上述这些不同记载，《唐书》所记当然只限于书中有传的人物，七十四人必然少于实际数字；《礼泉县志》是根据过去的各种记载加以综合，“出者不减，入者加之”，不管是否一冢而异名，有一个算一个，这种计算方法所显然多于实际数字。
全国解放以后，有关单位曾作了多次调査。到1965年为止，发现了一百五十三座墓葬。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成立以后，又和当地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再一次作了调査研究，除对原有陪葬墓进行了核实登记以外，又新发现墓葬遗址十四座，连前共计一百六十七座，近两年来，配合修筑公路、农田基建等工程，曾清理了十一座墓葬，其中有安元寿墓（简报未发），入葬年代为高宗永淳二年(682年），墓志中有“陪葬于昭陵”的记载。同时，在调査中还发现了宇文崇嗣墓，可能是从其父宇文士及而葬的。这两个墓都不见于过去各家的记载。这种情况，说明了过去的记载固可作为参考，但并不能完全信赖，昭陵陪葬墓的数字和墓主，还需要依靠实际的调査研究来最后确定。
现在发现的一百六十七座墓葬，可以确知墓主的姓名、身份及入葬时间的有五十七墓，列表如下页。
一、陪葬墓的外形分类
昭陵的陪葬者，无论从史书记载以及下表中调査所得来看，其身份都限于功臣、密戚。唐代葬制规定比较严格，据墓主的不同身份，从坟茔的外形到随葬品等等都有所区别。现仅就昭陵陪葬墓的外形来看，这种区别就是比较明显的。今就所见分述如下：
一、墓前有乳峰的二座，一座是魏征墓，—座是新城公主墓。魏征墓地在九嵕山九嵝山西南的凤凰山上，是距昭陵石宫最近的一座功臣墓（图二)。凤凰山是一座锥形石山，海拔900多米，山南有一土梁，墓即在此梁上。土梁上不见封土，可能是依山凿为墓室。土梁南端尽头有一对乳峰（土阙），今仅余两个小土堆。阙内有墓碑，碑身倒仆，碑文已磨灭，龟趺碑座也已残坏。
新城公主墓在距昭陵石宫较近的东南方的一个小山梁上。山梁海拔1000米，墓在梁顶。墓前石刻存有石人座二；石羊一，已掉在东半坡；石望柱二，均已倒仆，其一断为两截。石碑一通，已倒仆，碑文磨灭，龟趺碑座残坏。碑南有一对乳峰(土阙)，现仅留两个土堆，高约4、东西宽6、南北长5.5米。按《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新城公主是长孙皇后的小女儿，暴卒，以皇后礼葬昭陵旁。史书虽无“号陵”之说，但当地人都习称之为“冶姑陵”，不知何所取义。
同样，魏征墓当地人也习称为“魏陵”。二陵相较，“魏陵”的气派更大。如果新城公主墓的形制确实体现了皇后葬制的特点，那么魏征墓的地位和形制就更说明了是唐太宗给予的特殊“荣典”。魏征是唐太宗最尊重的一位大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给予这样的“荣典”，是很自然的。
二、墓作覆斗形，前后各有四个土阙的共三座。这三座墓均距昭陵石宫较近。在新城公主墓南约200米处是长乐公主墓。墓前有圆雕石人、石羊、石虎等，并有石望柱座二，碑一。碑身断裂，龟趺碑座已残，碑额篆“大唐故长乐公主之碑”，碑文已磨灭，右下侧有蒙文題刻一段。
再往南约200米，是城阳公主与驸马薛瓘合葬墓。此墓封土比长乐公主墓还要高大一些，未见有石刻。据《京兆金石录》记有薛瓘碑，但已早佚。距昭陵石宫较远的东南方尚有一墓，规模较前两座还大，有石人一对、石羊虎各三、石望柱二、碑一，均已倒仆。碑文已磨灭，墓主尚不能确知。就其位置来看，虽已较为偏远，却仍在山上，所以可能还是李世民皇室的墓葬。
这三座覆斗形墓都有土阙，土阙间都曾用墙垣连接，石刻皆在土阙之内（图三)。这三座墓的位置和规格，仅次于新城公主墓而比埋在山下的王子、公主墓显然为高。例如赵王福墓高13米，清河、兰陵公主墓高7米许，均作圆锥形，而这三座墓高15米至20米，作覆斗形；清河、兰陵二碑均为长方形座，而这三座墓碑则为龟趺碑座（图四）。
这种情况，当是封建宗法中嫡庶之间的区别。按长乐、城阳、新城三公主均为长孙皇后所出，葬礼自会高于庶出的诸王公主。至于何以新城公主得以享受皇后的葬礼因而高于其他两公主，原因还不明。
三、墓作圆锥形、封土后有石人的一座，即越国太妃燕氏墓。墓前有石羊二，位置已经移动。石碑断裂，埋在土中，文字大部分完好。碑座已破损。封土堆后面，东西各有石柱座一，东侧的已损坏。两个石座对称的位置未变，绝非以后移置。此墓高15米，无土阙遗迹，规模较前述公主墓为逊。燕氏为太宗第八子越王贞生母，故碑称“越国太妃”。燕妃有子封王，葬礼尚不如嫡出公主，无子的皇妃就更无论了。此墓葬制，石人置于封土之后，似乎别无二例，用意不明。
四、“山冢”二座。一为李靖墓，一为李勣（徐懋功）墓，均起冢象山形，当地称之为“山冢”。李靖墓位在昭陵山南的台阶地上，称”上山冢”。起冢象阴山、积石山，中为圆锥形，两旁平面作长方形，东断西连(图五)。
基前石刻有石人、石羊、石虎，竖碑螭首方蚨。李勣墓位于南部平地，称“下山冢”。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由三个略呈圆锥形的封土堆组成，形似飞鸟，平面作倒品字形(图六)。
墓前石刻完整，体形高大。近封土有石人一对，东西侍立；西边有石虎三，东边有石羊三。正南面是一通高大的石碑，螭首龟蚨，唐高宗撰书。这种山形起冢，无疑是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墓的旧制。这几个人都是建立过特殊功觔的大将，所以死后才有这样特殊的“饰终之典”。二李的功业相似，但李勣墓的规格更高，碑用龟座，碑文由皇帝亲书，这都是高于李靖墓的地方^李勣死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享年七十六岁。在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这个事件中，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坚决的反对派，李勣却私下向唐高宗表示了“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的态度，这也许是他能在高宗时享受超出于李靖的“荣典”的原因之一。除上述二墓以外，据有关资料记载，还有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本姓阿史那，后賜姓李）墓起冢象白道山，但据目前调査，这两个墓还没有发现，想来也不能比上述二墓的气势更加宏伟了。
五、“墓而不坟”即无封土堆的有高士廉墓。墓在昭陵的山下一个叫“圆山”的土丘前。地面上仅见墓碑一通，碑额篆书“大唐尚书右仆射司徒申文献公茔兆记”，碑文中还有“墓而不坟'“茔兆而已”等记载。这种情况，是为了法古还是别有原因，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除高士廉墓以外，在昭陵石宫左侧、新城公主塞南面的山坡上还有韦贵妃墓和三座宫人墓，亦无封土，葬制也十分简略，也可能属于“不封不树”的类型。
六、最普通的是圆锥形墓，比较完整的有一百零八座，在山上的八座，其余都在山下平原上。其中有房玄龄、尉迟敬德、段志玄、程知节等知名人物以及赵王福、兰陵公主、清河公主等人的墓。这一类墓，墓道和墓室的结构或者有所不同，但外形则相一致，仅有高、广尺寸的区别。墓前石刻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八墓，仅存一、二件或三、四件的有十一墓，其余则或仅存墓碑，或已一无所有。由于这样，各种墓主人身份相近的墓葬也难资比较。例如房玄龄墓仅有竖碑一通，溫彦博、段志玄墓前却有石羊、石虎之类；兰陵公主墓前仅有神道碑，而清河公主墓前除神道碑外还有石羊、石虎；程知节、张士贵塞前无羊、虎、石柱。而郑仁泰墓前这类石刻却全部俱备。石刻既不能作为准式，那么这种圆锥形墓就只能从封土堆的高低、大小来作区分了。
七、封土已削平的三十六墓，多系近年来新发现。原来的形状已不可考。现在已知墓主的有三：越王贞墓，1965年发现墓碑。薛赜墓、执失善光墓、韦贵妃墓则系贫下中农在平整土地时发现。
二、从葬和含葬的一些情况
如前所述，昭陵的陪葬制度是有明文规定的。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下诏对从葬（祔）作了规定:“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至于夫妇合葬，既辱常情，也为当时的封建国法所允许，因而昭陵陪葬墓的夫妇合葬，并不限于公主和皇子，举凡功臣密戚，也几乎都是夫妇合葬。
关于从葬，从已知的葬制来看，似乎并没有一个规定的制度。例如李勣之子李震，墓在李勣墓之左。豆卢宽之子豆卢仁业、唐俭之子唐嘉会，墓在其父墓之右(图七），而宇文士及之子崇嗣墓，北距其父之墓约三华里。姜遐为姜行本之子，行本“陪葬昭陵”，见于两《唐书》本传，但行本墓至今尚未发现。行本子姜遐，墓在陵园区西部，出土碑文载“葬于昭陵旧茔”,而不说陪葬昭陵，可见也是祔其父葬的。1964年又在姜遐墓附近出土的碑额，篆书“大唐故左领军卫将军郯国公姜府君碑”，按官衔应为姜简碑。这两个人是兄弟，一起祔葬，但周围已别无墓葬，由此可见，姜行本墓可能还相距较远。另外，像李贞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起兵反武，兵畋自杀，至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才下诏“追复爵土，令备礼改葬”，陪葬昭陵，子冲、规等同时迁祔。李贞的小儿子珍子谪岭表，“数世不能归”，一直到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女孙持四世丧北还，求祔王茔”，并得到批准（《新唐书》本传）。可见除了儿子祔葬的情况外，还有孙、曾孙祔葬的情况。现在李贞摹已作清理，简报见本刊本期。李贞墓东约100米处有一墓，形制较小，亦无封土，出土器物特别是三采俑，与李贞墓所出绝似，无墓志，疑即为李贞儿子的祔葬墓。
夫妇合葬，在封建社会中是常见的情况。昭陵陪葬墓中夫妇合葬，是否需要经过“勅许”，似未见具体规定。但从前述太宗诏令子孙从葬者“亦宜听允”一事来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准许夫妇合葬当也是很自然的事。尽管如此，可能在形式上还是需要经过皇帝点头批准的。《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十四年，“靖妻卒，有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这说明了让李靖夫妇合葬陪陵是唐太宗所“恩准”的。又如髙士廉碑载“有诏及夫人鲜于氏陪葬于昭陵”，尉迟敬德墓志载高宗下诏准许敬德夫妇合葬，阿史那忠墓志载，忠死，“奉迁(其妻)定襄县主灵襯，合葬于昭陵之茔”，也都说明了合葬陪陵需要经过批准。比较更清楚的记载见于遂安公主驸马王大礼墓志。墓志载遂安公主先于王大礼而死去，待至大礼死后，“余息惮然，长号靡托。今营窀穸，必俟纶诰。瞻天诉哀，叫閜仰德。爰动明诏，许合泉扃”。这段文字表明，即使是驸马这样的身份，死后合葬格陵，也必须经过“纶诰”的允许。应该说，这种允许合葬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像新城公主的丈夫韦正矩因新城公主暴卒而被处死，因而被取消合葬的资格，这反倒是一个例外。
这种夫妇合葬的陪陵墓，从已知的情况看，在初唐时代凡同时入葬的，都在同一墓穴，否则大体是同坟而不同穴，如临川公主、王君愕、牛进达诸墓都是两个墓道和墓室。时代稍后，情况就有所变化。安元寿卒于高宗永淳二年（683年），陪葬昭陵，其妻死后，本来没有合葬，至开元时始迁柩合葬，夫妇即在同一墓室之中。
三、几个问題
昭陵陪葬区范围广大，墓数众多，前人的著述中也已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把有关的问题完全弄清楚，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亊。这里根据前人的成果和我们所做的一些初步工作，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一、陪葬者的身分，主要是“功臣、密戚”，也就是说属于帮助唐太宗著有勋劳的人物和近支亲属。从数置上来看，文武大臣的人数要远比皇族为多。由此可见太宗、高宗两朝对于“功臣”的重视。如果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按照一般情况，功臣的人数总是多于皇族的），那么从整个墓葬的形制还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皇族的坟墓，除了三个嫡出公主规格比较髙，其他庶出的皇子、公主和妃子，墓葬形制都没有超越臣僚的墓葬。后者之中，像魏征、李靖、李勣的坟墓，其规模尤为宏大特殊。这种做法，着眼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巩固，而不仅仅局促于维护一家一姓的尊荣，说明了唐太宗确实是一个比较有眼光的政治家。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唐太宗决定营建昭陵，并明令功臣、密戚陪葬。在批准可以陪葬的人物中间，有的是生前巳经确定了陪葬的身分并赐给茔地，例如房玄龄、李靖、李勣。有的陪葬者在碑文、墓志中也有关于赐茔地的记载，但行文在“饰终之典”中，这大约是人死以后，皇帝追念功绩给予的“恩典”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经过家属申请而得到批准的。前面引用过的驸马王大礼死后其家人要求合葬陪陵，就是一例。又如唐太宗的长子承乾，已立为太子，由于荒淫昏聩被废，其子李象又为武则天所黜。父子二代均不得陪葬昭陵。到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于其孙李适之受到唐玄宗的信任，“上疏请归葬昭陵之阙内”，诏可，“数丧同至京师”（《旧唐书•李适之传》)。承乾墓在昭陵南平原上，封土特小，当地人称“牛犊冢”，有碑，于1964年出土。墓已作清理，碑志内容都极为简略，这当是承乾被废，虽然已迄开元，墓葬仍然不能给予较髙的规格。
二、关于陪葬墓的位置排列，自来有“文武分左右”之说，始见于《旧唐书》，《唐会要》因之。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游师雄的《昭陵图》、宋敏求的《长安志》所附陪葬名位图，虽然不尽准确，但也可以看出并不是按文左武右来排列的，可见他们也不相信这个说法。现在根据调査，更可证此说完全不合实际。例如，埋葬时间较早的段志玄属武职，墓居右，马周属文职，墓居左；温彦博、房玄龄、髙士廉均属文职，墓却居中。随后又有薛收属文职，墓居右;杜君绰、程知节属武职，墓居左。以中间地段来说，文职的褚亮、孔颖达、张胤与武职的阿史那忠、豆卢宽、房仁裕等墓相距甚近，左右交错。“文武分左右”之说既不可信，那么，这些墓葬的位置是否有一个规律呢？我们的初步结论是，这些墓葬的位置是有规律的，即基本上按埋葬时间的先后由北向南排列，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然排列。试以中间地段的温彦博墓往南至李贞墓这一线来说，温彦博葬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李靖葬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崔敦礼葬于显庆元年(656年)，李孟常葬于乾封元年（666年)，李勣葬于咸亨元年（670年)，李贞葬于开元五年（718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坟墓都是按这个规律绝对整齐地排列的，中间也偶有交错。交错的原因可能由于迁葬，也可能由于拊葬或其他。但总的来说，这一规律是可以成立的。
三、关于陪葬墓的高度，在正式的勅令中未见过明文规定。有一条比较正式的材料见于《旧唐书•宋璟传》。开元七年，皇后父王皎（按，本传《新唐书•宋璟传》并作王仁皎）卒，皎子守一请求按照高祖窦皇后父亲的故例，筑坟高五丈一尺。宋璟上书反对，认为这种做法违反定制，应当“准一品合葬陪陵者，坟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将同陪陵之例，即极是高下得宜”。可见陪葬墓的制度，一品官坟高三丈至四丈。《新唐书》、《唐会要》并同。按《通典》卷八六所记，一品坟高一丈八尺，陪陵墓的规定髙度已经超过了一般墓葬的规定高度。但是昭陵有一些享有特殊葬礼的陪葬墓已经超过四丈的上限。魏征墓依山为圹，可以不说。李勣墓直高20米，以唐尺一尺大致相当于30厘米左右计，高近七丈；燕妃、长乐公主、城阳公主墓高15米，合唐尺五丈。这种情况，可以用墓主身分的特殊来作解释，但是像宇文崇嗣祔其父葬而墓高于其父墓，姜遐也是祔葬，官不及三品，而墓高于房玄龄、温彦博等墓，这种情况，就很不合制度了。据调查，前期的陪葬墓除少数特例外，一般不超过规定的上限，而时间稍晚，很多墓葬就都突破了规定。这可以说明，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统治阶级荒淫奢侈的风气进一步反映到了墓葬上。王守一要求为他父亲起五丈一尺的高坟，恐怕也不是个别的事例，无怪乎宋璟要专门上书慷慨陈辞了。
四、昭陵陵园区周围共长六十里，约占地三十万亩。如果按当时均田制每丁受田百亩的规定计算，等于三千个农民应得的土地。如果按当时授田的实际情况，即每丁五十亩计算，等于六千个农民应得的土地，若以每个农民养三口亲属来计算，也就是夺走了一万八千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其次，这一百多座大型的坟墓所消耗的劳动力，详细数字，现在已无法计算，但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参考。《旧唐书•李义府传》载，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李义府“请改葬其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髙陵、櫟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李义府是很不正派的人物，专以谄事武则天、坑陷别的大臣为能事，他祖父的坟墓，也许比别的大官僚要更加奢华，但无论如何总不能过分“逾制”。这座坟墓所费丁役如此之多，剥削如此之重，昭陵陪葬墓的营建情况也大致可以想见。至于随葬品等等所花费的人力、财力，那就更加难于计算了。这些粗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地主阶级不论法家、儒家，一律地不爱人民，爱的只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那一个阶级。“法家爱人民”，不过是为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种拙劣而低能的反革命舆论。
关于昭陵陪葬墓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某些制度，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还只是不多的一部分。过去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当时诸臣陪葬，恩礼宓遵定仪”，但是，“遍考两《唐书》礼志及《册府元龟》、《文献通考》诸书，俱不甚详”，因而所得不多。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有条件做了前人所没有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得以比前人多弄清了某些问题。随着今后工作的深入，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问题将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