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奇珍重宝_大河之北
目前，河北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322610件/套，实际数量1402448件。其中，珍贵文物60109件/套，包括一级文物1313件/套。
文物的时空
满城汉墓出土刘胜金缕玉衣 。河北日报 记者赵杰摄
玉衣中的王者
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镇馆之宝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总是能吸引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关于这件享誉中外的国宝级文物，似乎永远有讲不完的传奇和故事。
1968年7月20日，保定满城。
在距离县城以西1.5公里的陵山一处巨大山洞里，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不久前发现的一座汉代大墓。
这一天，要重点清理墓主人的棺椁。
棺椁已经腐毁，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积灰。清除积灰，最先露出了一些圆形大玉璧。而在玉璧下，出现了排列整齐的玉片，隐约能看到连缀玉片的金丝。
长毛刷不停地刷着，越清理，玉片面积越大。最后，出现了一个扁平的人形轮廓。
“金缕玉衣？！”围拢过来的考古人员中，有人脱口而出。
2017年1月，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所长、研究馆员郑绍宗面对面向记者讲述他亲历的这一幕时，一切都仿佛“宛如昨日”。
“这下咱们可要出名了。”巨大的惊喜笼罩了现场每个人。
金缕玉衣，是汉代最高等级规格的丧葬殓服。
西汉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今天所说的金缕玉衣。
据《后汉书》记载，玉衣按穿缀的丝线区分规格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
然而，在其后两千多年里，没有一件完整实物出土，人们并不知道真正的金缕玉衣究竟是什么样子。
刘胜的金缕玉衣，成为我国首次发现的、规格最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填补了历史空白。
诸侯王刘胜，为什么能穿皇帝专用的金缕玉衣？
一种研究认为，西汉时金缕玉衣的使用还没有东汉这样规定严格，诸侯王也可用金缕。但即便在西汉，也并不是所有诸侯王都有此待遇。刘胜能使用金缕，与中山国在汉王朝的战略地位相关。
刘胜，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受封中山国，号中山靖王。汉中山国，在今石家庄东北、北京西南。辖区范围，大致在无极县以北、新乐市以东、保定市区以西、易县以南。治所在卢奴县（今定州市）。
这是个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地方。
它处于太行山东麓至古黄河西北岸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上，土壤肥沃，河道纵横，灌溉便利，十分适合农业生产。
而当时的河北西南部，不但是西汉王朝主要的农业经济区之一，也是关东地区城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除了中山国，如真定（今石家庄正定）、广平（今邯郸广平）、信都（今邢台信都）、河间（今沧州河间）四国，巨鹿（今邢台平乡、巨鹿）、清河（今邢台清河）两郡都地处这一带。
汉景帝将儿子刘胜分封在中山国这片富饶之地，汉武帝即位后，继续给予中山王室礼遇，并恩准刘胜使用“金缕玉衣”。
帝王的格外优待与恩赏，凸显出其受封之地的重要。
目前，全国出土且经过修复的金缕玉衣共9件，其中只有刘胜和其妻窦绾的这两件金缕玉衣，是没被盗掘过的，可谓“最完整”。
而其余7件，包括河北定州发现的中山怀王刘修金缕玉衣，江苏发现的西汉楚王刘戊、广陵厉王刘胥、江都易王刘非夫妇金缕玉衣，河南发现的西汉梁共王刘买、梁夷王刘遂金缕玉衣，因历史上均遭盗掘，大部分金丝被抽走，只剩散乱残碎的玉片。
2002年，刘胜金缕玉衣被列入我国首批64件（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文物，根据等级可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而一级文物过去还分为甲、乙两等。我们所说的“国宝”，通常指“一级甲等”文物。
一级文物中，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的，迄今全国共195件（组），即便在“国宝”中，它们也是弥足珍贵。
“中山靖王可能有‘啤酒肚’！”展厅中，一位参观者蹲下来，仔细观察金缕玉衣腹部微微鼓起的玉片。
这“啤酒肚”，体现的正是西汉金属和玉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水平。
为了贴合刘胜的身材，工匠需要将玉衣上身前幅胸部、腹部处制作成隆起状，上身后幅臀部自然收分，这使得玉衣不仅有腹，还有胸、有臀。
制作这样一件造型精巧、曲线柔和、前凸后翘的玉衣，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刘胜的金缕玉衣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用于连缀的金丝重1.1千克。窦绾的金缕玉衣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约700克。
数以千计的玉片，主要为长方形和正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四边形、多边形。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指甲盖大小，用在手套上。
玉片经过抛光、钻孔等多道工序，才加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玉片硬而脆，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只有大约1毫米。
比玉片制作更精细的是金丝。
“编缀玉片的金丝，采用了汉代金属‘拉丝’工艺，再通过‘退火’，使金丝软化，增强韧性。”定州博物馆副馆长杜会平解释。通常，金丝长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仅有0.08毫米，用在手套部位，这相当于人头发丝的细度。
金丝编缀玉片，组成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等部分，入殓时，再连为一体。
根据西汉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制作这样一件中等型号的金缕玉衣，需要花费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十年时间，制作成本相当于当时100多户中等家庭的财产总和。
所以，金缕玉衣不是今天才成为“国宝”的，2000多年前在西汉诞生时，它已是稀世珍宝。
保定满城汉墓出土错金博山炉。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燕赵文物地图
2020年12月18日，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这就是河北18件国宝文物的名单。”处长李宝才递给记者一张刚打印出的表格，表格上每一件文物的最后，都有一个“国宝☆”的标记。
国宝名单是1993年国家文物鉴定小组在各省鉴定评选出来的，代表了各省文物的顶级水平。
河北18件国宝文物出土自7处古遗址、古墓葬。
战国中山国遗址，7件：中山王铁足大铜鼎、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十五连盏灯、银首人俑铜灯、夔龙饰刻铭铜方壶、错金银铜板兆域图。
西汉满城汉墓，5件：错金博山炉、长信宫灯、刘胜金缕玉衣、窦绾金缕玉衣、透雕双龙纹高钮白玉谷纹璧。
这两处遗址、墓葬，是河北最具分量的考古发现，出土的国宝合计占到了河北国宝文物总数的三分之二。
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2件：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
战国燕下都遗址，1件：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元代窖藏遗址，1件：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
静志寺塔基地宫，1件：定窑白釉龙首莲纹净瓶。
万堤古墓群，1件：何弘敬墓志铭。
李宝才翻开国家文物局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找到“文物专题图”中《河北省已发掘的重要古遗址和古墓葬图》，将上述遗址一处一处“放回”到地图上。
中山国遗址，石家庄平山；
满城汉墓，保定满城；
刘畅墓，保定定州；
燕下都遗址，保定易县；
元代窖藏遗址，保定市区；
静志寺塔基地宫，保定定州；
万堤古墓群，邯郸大名。
在地图上将这些地点串联起来，河北珍贵文物空间分布一个重大特征赫然出现——它们几乎全部在“太行山东麓大道”之上。
“太行山东麓大道”，一条平行于太行山、南北走向的山前廊道，河北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
这是一条“盛产”古都的廊道，自商代至隋唐以前约2400多年岁月里，先后出现了商都“邢”（今邢台一带），燕下都（今易县一带），战国中山国国都（今灵寿一带），赵都邯郸，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都城邺城（今临漳一带）“五大古都”。隋唐之前，这样的都城数量、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都城集中于此，国宝也集中于此。
2021年3月12日，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
进门处，是18件国宝之一、河北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铺首，有驱邪之意的传统门饰，大多为兽首衔环状，通俗讲就是“门环”。
这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铺首，也是河北18件国宝中年代最久远的。它通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千克，环内径16.5厘米、外径29厘米，兽首衔环造型。
硕大的造型，透着王者之气。
这个巨型“门环”出土于燕下都宫殿建筑基址老姆台东30米，应为燕国宫殿大门上的构件。
“如此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将是何等壮丽？被司马迁称为‘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的燕国尚且如此，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生产力该何等先进、文化该何等发达？”穷半生之力致力于燕下都考古发掘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石永士曾这样感慨。
2200多年前铸造的“巨无霸”铺首，就这样成为探究河北厚重历史、中华灿烂文明的一把钥匙。
2012年，全国启动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通过这次普查，河北全面摸清了自己的文物“家底”：
河北省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平台登录可移动文物322610件/套，实际数量1402448件；
其中，珍贵文物60109件/套，包括一级文物1313件/套（实际数量9187件、占比0.65%）、二级文物13446件/套（实际数量15125件、占比1.08%）、三级文物45350件/套（56377件、占比4.02%）。
“河北是文物大省，文物总量大，文化承载力高的早期珍贵文物数量多，集中在战国至汉代。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孕育的地方之一，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清，文明源远流长。”李宝才说。
故城县出土的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融合的前沿
2020年6月12日，苏州博物馆。
这里正在为从河北远道而来的164件/套文物举办一场特展，《鲜虞风云——古中山国文物精品展》。
特展设计的海报上，为战国中山国文物“代言”的，是一件中山国特有的青铜艺术品——错金银双翼神兽。
神兽形象夸张奇特，体形像狮虎，四肢弓曲，利爪抓地，昂首挺胸，怒目圆睁，做咆哮状，同时两肋生翼，跃跃欲试。
抽象、夸张、变形，将飞禽走兽的特点集于一身，这样的奇思妙想，正是中山国游牧民族个性的表达。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可见在西汉人眼中，中山国就有了“工艺华丽精巧”的“文化个性”。
至今，国内尚未在任何出土文物中发现同样造型的神兽。
工艺品奇特的造型艺术，与中山国的由来分不开。
中山国，是一支名为白狄鲜虞的北方游牧部族建立的国家。
这一部族从陕西迁徙到太行山以东，公元前380年前后，在今天平山县三汲乡一带定都。
鼎盛时期的古中山国疆域，地处“燕”“赵”之间，包括今天石家庄的大部、保定南部、衡水西部，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
河北在“燕赵”之外，为何能同时崛起一个外来的“中山”？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河北地处农耕和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一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阵地。中山国的文物，除了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还有很多吸收了中原文化，如篆书文字、礼仪制度等。”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春长说。
和错金银双翼神兽一样，在河北很多文物身上，都能找到多元文化融合的印记。文化多元，正是河北文物的一大特征。
2020年9月15日，河北博物院“名窑名瓷”展厅。
在众多光洁硬朗的瓷器中，有一件瓷器看上去却“柔软细腻”，皮革质感十足。
这就是一级文物唐代邢窑白釉凤首盖贴花皮囊壶。
扁圆形的壶身，由“三张柔软的皮页”“缝合”而成，“缝合线”随壶的轮廓串走，“针脚”规整细密。壶身两侧各“搭”一片五边形鞍鞯花毯，鞍鞯花毯上刻画、戳印着圆形、条形、麦穗形、钱形等装饰花样。皮条编结的花坠，自然“垂”在壶的前后。
如果不仔细看，竟会忘了，这是一件硬邦邦的瓷器。
皮囊壶，本是北方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皮质水壶；制瓷，典型的中原技艺。两种文化元素，凝聚在了这一件器物上。
这件皮囊壶上，中原制瓷各种装饰手法几乎都有所应用。
皮囊壶缝合线起伏的褶皱，用堆贴凸线技法表现；壶身上的铆钉，用模印贴花技法呈现；鞍鞯的轮廓采用浅浮雕；鞍鞯花毯的图案，用戳印法制出几何纹；神采奕奕的凤眼，运用了点彩技法点睛。
而皮囊壶的造型，也为了方便中原定居生活，进行了改良。皮囊壶增加了提梁，壶底部加上中原瓷器式便于稳定的圈足。
磁县北朝茹茹公主墓出土古罗马金币。北朝考古博物馆供图
河北还有一些文物，来自遥远异域，凝结了欧亚文化交流的印记。
2020年12月25日，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展馆里的两枚“古罗马拜占庭金币”金光闪闪，散发着异域气息。
“这两枚金币是我从成堆的墓土里一筛子一筛子筛出来的。”河北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邺城北朝史学会会长马忠理，清晰记得发掘时的情景。
那是1979年底，墓地考古已近尾声，但一件珍贵瓷器上所缺的一小块瓷片还没找到。马忠理决心一个人把清出的墓土再筛一遍。
筛着筛着，一点亮光闪过。马忠理将其拣出仔细辨认，不是瓷片，竟是两枚圆形金币，上面还刻着罗马字母。
古罗马金币！
经过鉴定，两枚金币为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金币，分别铸造于公元491年—518年、公元518年—527年，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由于墓曾被盗扰，金币散落墓土中，专家推测，茹茹公主入葬时，这样的金币可能远多于两枚。
茹茹公主，是来自东胡柔然（今蒙古国、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和亲公主，东魏丞相高欢第九子高湛的幼妻。
茹茹公主去世于公元550年，这一年与金币的铸造时间只相隔二三十年。
“金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流入中国，可以想见，当时东魏都城邺城与东罗马帝国贸易交流多么频繁。”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李江说。
这段文化贸易交流的历史，刻在了博物馆前广场驼队雕塑的基座上，这就是《北朝古丝绸之路线路图》：丝路东起点邺都（今邯郸临漳），在当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会，贸易路线经由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穿越中东，一直通往意大利罗马、埃及开罗。
两枚古罗马金币表明，在1400多年前，河北已处在域外贸易交流的前沿。
这样的域外贸易交流，到了元代依然在继续。
保定窖藏发现的国宝文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就是例证。
它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纹饰丰富，层次清晰，有缠枝牡丹纹、忍冬纹、如意云头纹等纹饰10余层。素雅的青花与浓艳的釉里红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青花釉里红极品。
在烧制青花釉里红瓷器的原料中，最关键的钴料“苏麻离青”，则主要从中东进口。
目前全世界元青花完整器存世量仅三四百件，我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青花瓷器仅120余件。
之所以国内存量不是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元青花瓷的对外贸易性质——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许多精品烧成后就走出国门。
这一进一出，让元代青花釉里红开光贴花盖罐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缩影。
技术的巅峰
平山中山王厝墓出土中山王厝铁足大铜鼎。河北博物院供图
铜铁兴替
2021年6月30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在众多的石器文物中，有一组特别的金属展品，两枚大城山遗址（距今4300年—3800年前后）出土的梯形穿孔铜片。这组国家一级文物，是我国考古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制品之一。
铜片一枚长5.9厘米，宽4.2厘米，厚0.2厘米，另一件略小。两枚铜片均呈梯形，表面凹凸不平，上端各有一小孔，边缘厚钝无刃。
根据《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两个小孔是“两面穿成”，“与石器的钻孔法相同”。
两枚小小的铜片，恰如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的“接力棒”。自此，河北大地金属利用的历史序幕拉开了。
在河北博物院，还有一件划时代意义的金属文物，它的发现，是我国古代金属史上的一件大事。
1975年的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家夏鼐，找到了中国金属物理奠基人、冶金学家、材料学家柯俊，拜托他鉴定一件考古界争议不小的文物——3300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钺，是古代形似板斧的一种兵器，是古代权力的象征。
它1972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但铜外部分已经断失，嵌入铜钺内的部分深约1厘米、厚0.2厘米。
虽然它个头不大，颜值不高，但残存的铁刃，却是我国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而争议就在于，这究竟是人工炼铁还是陨铁锻造？
这个事关中国冶铁技术史的谜团，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
“夏鼐先生不相信那个时候有人工冶铁。他送到几个地方分析，最后得不到结果，就找到我了，我们就这么开始的。”柯俊曾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如是回忆最初与铁刃铜钺的结缘。
通过金相、X射线荧光、电子探针、扫描电镜能谱仪等当时最先进的试验方法，柯俊和研究人员对铁刃铜钺的铁刃进行分析，最终确定它符合陨铁的特征。
悬案破解，铁刃是陨铁锻造而成的薄片。
铁刃铜钺的发现，表明早在3300多年前，河北大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铁这种金属，懂得铁的锻打嵌铸加工，而且专门用在刃部，已经初步认识了铁比铜硬度高。
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距今2300多年，冶铜、冶铁两项古代重大科技进步成果在河北一件国宝文物身上完美“合体”——战国中山王铁足大铜鼎。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体型硕大的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格外引人注目。
鼎通高51.5厘米，口径42厘米，最大径65.8厘米，重60千克，扁鼓形的鼓身为青铜制，三个蹄形足为铁制，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
2014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编制的《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铁足大鼎保护修复方案》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时需要按照1:1比例制作两件复制品。
没想到，复制时在铜铁合铸上遇到了难题。
“青铜熔点约为800℃，生铁的熔点约为1200℃—1300℃，如果将铜身、铁足直接焊接，巨大的热量会使铜身上鼓起许多小包，严重时甚至引起整个鼎身的变形。”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雷金明说。
氩弧焊、冷焊、浇铸……无论用现代技术，还是用传统方法，都没能成功。摸索了两个多月之后，雷金明发现了其中奥秘。
“我们通过探伤发现，制作者预先在铁足上留出了若干个微小的孔洞，在浇铸铜身时让铜水同时流入空洞，凝固后形成咬合力，这才是铁足能与铜身合体的关键工艺。”雷金明说。
金属冶炼技术在河北起步早、发展快，主要原因之一，是河北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铁矿资源丰富。
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大铁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依靠冶铁，富比王侯，可见当时冶铁作坊和生产规模之大。
赵都邯郸故城和燕下都的考古成果，也佐证了当时冶铁生产规模之大。
在对赵都邯郸故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有炼炉残址20多处，在遗址附近沼河流域发现的炼铁遗址也分布密集，这些遗址以邯郸为中心，放射状分布。
而在燕下都城址考古中发现的冶铁遗址，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其中21号作坊遗址，是我国著名的战国时期冶铁遗址，出土铁器数以千计，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
河北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起步早、成熟早的冶炼技术，造就了众多文物瑰宝，在古代冶炼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河北博物院供图
金银异彩
神秘的中山国，立国之王的几案，会是什么样的造型？
中山王墓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的出土，或许会让很多人慨叹古人想象力的丰富。
案，是古人日常放置物品的小桌子。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只剩下支撑的方案座。
这个方案座，是战国时期河北地区铸造技术的典范。
方案座底盘为圆形，由四只跪卧的梅花鹿承托，上面昂首挺立着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翼在内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双尾向两侧环绕，反钩住头上双角。龙尾盘绕处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斗栱，斗栱托起案框。
这样一件造型复杂、玲珑剔透的青铜器，究竟是如何铸造的？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有两种主要方法，范铸法和失蜡法。
范铸法是先制作器物泥胎，再依据泥胎制造内外范模，向合范后的范模间隙灌注铜水，铜水冷却后即是青铜器；失蜡法则是用蜂蜡制作器物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包裹蜡模，加热烘烤，蜡油受热留出，剩下的空壳中灌注铜水，制成青铜器。
两种方法铸造的器物，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范线和扉棱，即“接缝”，后者则是“一体成型”，往往更加精美。
然而，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却因为制作太过精美而险遭误判。
“它曾被误认为是失蜡法铸造，因它的铸痕都打磨得太过平整，再加上覆盖铜锈，肉眼几乎看不出接缝。”最初负责修复这件文物的雷金明说。
事实上，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分型铸造及铸焊拼合技术，称为“全分铸式”。
整个方案座由78个分别铸造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又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再将铸接痕迹打磨平整，最后通体用错金银装饰完成。整个铸造过程使用了188块陶范。
78个铸件浑然一体，几十条铸缝、接缝毫无痕迹，足见战国时期河北铸造工艺的高超。
与铸造工艺一样，河北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堪称精湛。其中，最突出的是错金银工艺——这是中国古代青铜装饰工艺的顶级技艺。
2020年9月25日，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
为解释错金银工艺，李宝才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一条凹槽。这条凹槽，正是对错金银工艺核心技术最直接的描摹。
错金银工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做法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图案、铭文所需的凹槽，然后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打磨光滑，达到装饰效果。
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上乘之作代表之一，便是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这是一扇屏风的底座，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千克。器座上，老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噬一只柔弱的小鹿。
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虎背上弯曲的脊柱，虎颊上坚硬的咬肌，肩胯处扭动的关节……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将老虎积蓄万钧之力却引而未发的捕食瞬间活现出来。
“这些金银纹饰，打破了青铜器模铸纹饰的呆板与拘束，突破传统的图形表象对称格式，出现了许多故事题材的片段描写，内容丰富活泼。”李宝才说。
最细的线条，比发丝还要细。
把如此细小的金银丝嵌到器物上而经久不脱落，是如何做到的？
奥秘在凹槽。
“这个凹槽不能直上直下，要内宽外窄，将金银丝、片咬合住，还要给金属的热胀冷缩留出空间。”李宝才在纸上边画边说。
2000多年后，虎、鹿身上的错金银装饰不但没有剥落，金黄、银白的璀璨在锈蚀氧化的青铜映衬下，愈发光亮。
错金银工艺，在汉代被改良升级，又成就了新的国宝艺术珍品——西汉错金博山炉。
2021年7月8日，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
这是刘胜墓出土的一件高级“香炉”。身似豆形，高26厘米，分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
炉座盘踞着三条出水蛟龙，向上托起炉盘，炉盘呈半圆形，点缀着错金流云纹，炉盖为透雕的尖锥状山峦，山间装饰有错金的猴、虎、野猪和猎人等形象。当薰香点燃，香烟穿过炉盖的间隙升腾，呈现出云雾缭绕山间的仙境效果。
仙山，在汉代称为“博山”，博山炉因此得名。
然而，同样使用了错金银工艺，在香炉的“错金”部分却没有看到凹槽。
“根据对‘错金’脱落部位的观察研究，认为‘错金博山炉’采用了新的工艺‘鎏制法’。”省文物保护中心科技保护部副主任梁书台说。
鎏制法，首先需配置“泥金”，一种约400℃下金与汞按1:7混合后的溶液。将泥金涂饰在青铜器上，用无烟炭火温烤，汞沸点远低于金，受热蒸发后，黄金纹饰就留在了器物表面。
“鎏制法，省去了嵌错法预制凹槽、镶嵌、打磨等环节，使汉代错金银青铜器的制作相对更加容易，促进了西汉错金银青铜器的快速发展。”梁书台说。
一件件流光溢彩、巧夺天工的错金银青铜器，足以惊艳世人。然而，2000多年前的它们，比如今更闪耀夺目。因为青铜器本是“金黄色”，现在的“青绿色”是氧化后铜锈的颜色。
青铜器当初那熠熠生辉的华美，今天唯有通过想象去还原了。但它所代表的史诗般伟大的青铜时代，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山岳精英
2020年12月23日，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展厅。
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被放在射灯之上，光线自下而上穿过玉璧，整件文物发散出朦胧的青绿色光。
玉璧通高30.5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为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
这件玉璧出土于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玉璧。
玉璧玉质呈青色半透明状，外沿处有宽带一圈，内饰规整的谷纹。上方凸出透雕相对的一龙一螭，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及足爪和云气纹，两兽同衔一环，腾云翻转，动感十足。
玉璧，是中国玉文化中最核心的一种玉器。这种在圆形轮廓的内部或外部雕刻龙纹、螭纹等镂空纹饰的玉璧形制，被称为“出廓璧”。
“出廓璧的技术工艺远胜于圆形圆孔的传统玉璧，囊括了透雕、圆雕、线雕等技法，代表当时最高的玉器设计和雕刻水平。”杜会平说。
河北出土的经典出廓璧除了这一件，还有满城汉墓刘胜墓出土的透雕双龙纹高钮白玉谷纹璧、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透雕双螭纹青玉璧等。
距离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不远，陈列着定州博物馆另一件镇馆之宝，同样是出土于刘畅墓的玉器。就玉器形制而言，它是文物中的一件孤品——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
这件玉座屏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屏风状玉器，两侧各有一片玉片为支架，中间两片玉片两端有榫可插入两侧支架，高16.9厘米，长15.6厘米，为新疆和田黄玉。
“传统玉器基本形制都是单形器，这样拼插组合的玉器形制，十分罕见。此前汉代玉座屏只见于文献记载，这是唯一一件实物。在玉器发展史上可谓一枝独秀。”杜会平说。
玉座屏不仅形制罕见，屏风上雕镂的纹饰题材也非常独特。
两侧支架上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上屏片正中为“西王母”，周围有朱雀、九尾狐、三足乌，下屏片为“东王公”，周围有羽人、熊、玄武、玉兔。
这些形象并不容易辨认，它们大多是在透雕基础上，结合线雕阴刻技法呈现的。
线雕，即用线条的形式雕刻出图案，分为阴刻、阳刻，阳刻是凸起的棱线，阴刻是凹陷的沟槽。
为了让参观者看清玉座屏上如游丝一样纤细的刻线，定州博物馆专门制作了解读视频，让玉座屏中一个个神话形象从玉座屏中“飞升”出来。
“这些道教题材的神话形象，在汉代壁画、画像砖上并不少见，但出现在玉器上，还是第一次。”杜会平说，这反映了当时汉代贵族对道家思想的推崇。
河北的玉器，从个体上看，不乏精品和孤品，若论最大规模的玉器考古发现，当属满城汉墓。
根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刘胜、窦绾两座大墓共出土160余件（套）玉器，其数量之多，在汉墓中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所展现出的制作水平也已经十分成熟精湛。
然而，河北并不产玉，这些精品玉器的玉料出自哪里？
为了解满城汉墓玉器玉料来源，20世纪70年代，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选取了10件玉器残片标本进行鉴定，通过分析标本的主要矿物，最终得出结论：玉料来自辽宁岫岩地区，这是汉代玉料的主要产区之一。
汉代是中国玉器发展的巅峰时代，河北玉器，特别是西汉满城汉墓的玉器，展现出汉王朝最强盛时期的琢玉工艺，同时也成为汉代社会人文风貌的缩影。
文物不远人
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夔龙饰刻铭铜方壶。 （资料片）
历史的“透镜”
1975年春，平山县上三汲公社附近的一处高大土丘上，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战国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人员、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来成小心翼翼捧起一件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依稀看到上面刻有铭文。
“中——山——王。”刘来成读出了铭文中最易辨认的三个篆体古文字。
就在这历史的瞬间，从两年前发掘伊始就困扰考古队的问题“墓主人是谁”，终于有了答案。
这座战国墓葬，为几乎湮没于历史两千多年的神秘古国中山国的王墓。
为“中山国”正名的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夔龙饰刻铭铜方壶。
所谓“中山三器”，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件刻铭青铜礼器——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夔龙饰刻铭铜方壶、胤嗣刻铭铜圆壶，它们因刻铭文字长、历史文献价值高、器物制作精美闻名考古界。
“中山三器”共刻有篆体铭文1123字，其中大鼎铭文有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497字），中山方壶铭文450字，也是刻铭青铜器中难得的珍品。
对于史料匮乏的中山国，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
清理铜器、制作铭文拓片、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释读。1979年，历史学家、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就释读结果和中山国相关研究，发表了《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一文。
这穿越时空的1123字铭文，究竟讲述了什么？
这是2300多年前，由一场伐燕之战引发的治国思考。
公元前314年的一天，战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齐国集合10万大军趁燕国内乱对其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仅仅用了50天，齐国就占领了燕国国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杀死了燕王哙与相邦（先秦官名，即后来的相国）子之。
“这场战争，与燕、齐两国相关的史料均有记述，但在一组重要文物出土前，世人都不知道，战争还有中山国这个第三参战方。而它，也从自己的视角，记录了那场战争。”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郝建文说。
大鼎的铭文，首先斥责了燕国国君哙，指出他不该受相邦子之的迷惑，禅让王位，造成燕国内乱，最后被齐国讨伐，落得国破身亡。接着，颂扬本国相邦司马赒（一说为“司马贾”）谦恭忠信，率师征燕，扩大疆土数百里，占领城池数十座的战功。最后，告诫子嗣，不要忘记吴国吞并越国，越国又覆灭吴国的教训，时刻提高警惕，维护本国安全。
方壶铭文与大鼎铭文主题相近，也是告诫嗣王要吸取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颂扬司马赒的忠信和伐燕的功绩，并阐明治国要招纳贤能、使百姓归附和巩固政权。
圆壶的铭文歌颂了先王的慈爱贤明，同时赞扬了司马赒伐燕的战果。
铭文的内容体现了儒家礼贤思想。
方壶上说：“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宠爱深则贤人亲，籍敛中则庶民附。”
“中山的统治者认为伐燕是拯民于水火，是维护‘礼义’。铭文的思想，反映出战国中期将结束时，白狄出身的中山，至少其统治阶级，已经深深地被华夏文化影响。”郝建文说。
从2000多年后回看，这些铭文如同架设在时间隧道一端的“透镜”，通过它们，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民族文化交汇融合、华夏大地从诸侯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历史。
如今，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中山篆，作为中山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吸引众多书法爱好者研究、临习与创作，已成为河北的一张文化名片。
保定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灯。 （资料片）
传世的荣光
2020年4月26日，南京博物院。
一楼展厅内，一场由南京博物院、河北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特展《兄弟·王》正在进行，游客如织。为了满足游客观展需要，原本计划在2020年3月29日结束的特展，延期到了5月下旬。
被放置在展厅中轴线上迎宾的，是来自河北的国宝文物、“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
特展之所以定名为《兄弟·王》，是因为文物全部来自汉代两位诸侯王墓葬，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和河北满城汉墓，墓主人刘非和刘胜，是一对亲兄弟。
长信宫灯，是河北博物院国宝中的“明星”，它的借展行程总是非常满，几乎每年，都要“出访”全国各大博物馆。
不仅是国内，长信宫灯还是中国1973年第一批带出国门、参与“文物外交”的国宝之一，其后又在2002年被列入全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长信宫灯究竟有什么魅力？
2020年12月1日，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
“它实在太耀眼了！在众多锈迹斑斑的青铜文物中，一眼就会注意到它。”梁书台30多年前曾参与长信宫灯的修复，他至今记得见到长信宫灯时的第一印象。
1988年，由于修复能力有限，河北省博物馆（现河北博物院）将长信宫灯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修复。梁书台随同前往北京参与该项工作。
梁书台从办公室电脑中调出一张拍摄于1988年夏的黑白老照片。照片上，他与长信宫灯“对坐”，用工具小心翼翼除锈。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长信宫灯锈蚀并不算太严重，这与它通体鎏金的工艺有关。”梁书台说。
通体鎏金，等于将鎏制法发挥到极致。整个宫灯有了一层金箔的保护，极大减缓了被氧化锈蚀的速度。
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这么大个儿、年代久远、通体鎏金的文物，是非常罕见的。”梁书台说。
今天我们眼中传世的国宝，很多在当年只是一件实用的器物。
当长信宫灯只是一件灯具时，它曾属于谁，又如何使用？
长信宫灯出土于满城汉墓刘胜妻子窦绾墓。
铜灯灯体上有九处铭文，共计65个字。从其中“长信尚浴”“阳信家”“长信家”等铭文，历史学者推测，长信宫灯曾在汉代几个贵族家族中流转，最后才属于刘胜家族，由刘胜妻子窦绾使用。
这样的王室专用身份，也让长信宫灯有了更高的“身价”。
除了通体鎏金、王室专用，长信宫灯在造型上应用了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釭（gāng）灯。
釭灯，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
每件釭灯的外形不同，但核心构造相同：均带有可调节灯光方向、强弱的灯罩，有导烟管，有中空的灯体可以储烟。
长信宫灯的外形是一宫女跪地持灯，宫女左手持灯挽而右臂高高举起垂下的袖管成为灯罩。宫女的右臂（发挥导烟管作用）和体内中空，灯火燃烧时产生的烟灰会沿着宫女的右袖进入宫女体内。
这位持灯的宫廷女子面容清丽，头梳锥髻，衣纹疏密有致，衣领和袖口处多件衣物层次分明，优雅端庄，动人气质。
1980年，长信宫灯赴美参加“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并成为展览名录上的“封面女郎”。“很多外国人认识中国青铜器，就是从长信宫灯开始的。”梁书台说。
长信宫灯，绝不只是一件设计精巧实用的灯具，它凝固了汉代宫廷生活的瞬间，是大汉气象的生动展现，诉说着中华文明的传世荣光。
位于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活”起来的文物
2021年7月10日，定州博物馆。
馆藏高3.1厘米、长3.9厘米、宽1.5厘米的东汉“掐丝金天禄”旁，展馆张贴了一个“河北数字博物馆”的二维码。
仔细观察，在展馆中很多重要文物旁边，都有这样一个二维码。
手机扫码进入，文物，就真的“托”在了参观者手上。
这是名为“河北数字博物馆”的网站，2019年6月上线，由河北省文物局联合河北铁道大学共同开发。
点击进入，能看到首页包括河北文物、三维文物、数字展览等栏目，进入“三维文物”，可全方位互动式观看，而且可对文物进行虚拟拆解，了解文物内部结构、纹样、铭文等详细信息。
定州博物馆的东汉“掐丝金天禄”，由掐丝工艺制成的神兽，身上堆叠的金丝、镶嵌的宝石繁复精致。
这件文物非常袖珍，为了便于观众了解文物的细节，博物馆通过数字技术建筑了它的三维立体图像。正面、侧面、背面、底部，旋转、放大，观众可以无死角欣赏把玩文物。
“河北数字博物馆”像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口袋博物馆”。目前它已经装入了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定州博物馆等省内多家单位的300多件珍藏。
文物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让博物馆中的文物，向观众又迈进了一步。
2021年4月25日，全国文化创意产品推介展在北京开幕，展出入围终评的文创产品。
河北博物院艺术设计文创经营部主任曹雪，向记者展示了河北博物院两款入选全国百佳文化创意产品：汉代绢纹系列和山字形器包系列。
河北博物院汉代绢纹系列文创产品创意来源于汉代刺绣绢纹，产品包括桌旗、相框等客厅装饰用品和针线包、首饰包等个人用品。
山字形器包系列创意来源于战国中山国山字形器，产品将山字形图案进行创意排列，以纹饰形式设计在丝巾、领带、手绢和包袋上。
“从丰富的文物藏品中吸收灵感，再将文物藏品的特有元素转化到文创产品上。”曹雪说，这样的设计理念，正在销售端产生效果。
2021年7月1日，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
讲解员肖梦将观众带到一件大门吏俑前。“这是迄今发现的北朝时期最大的门吏俑，高1.42米。门吏俑头戴平巾，上身穿朱红色高领宽袖衣，外面罩一件两裆衫，大家看这两裆衫是不是有点像吊带背心？”观众们笑笑点头。
肖梦，31岁，高校毕业后，她2020年考入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成为一名讲解员。
在肖梦的小背包内，装着为讲解准备的笔记本，观众们的提问，如果暂时不能解答，她会记下来等讲解结束后查阅补漏。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肖梦一样的年轻讲解员，在市县博物馆上岗。他们对历史文化有热情，能讲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讲解兼顾专业性和趣味性，无论与外来参观者还是本地游客沟通，都更加专业、热情又充满自信。
北朝考古博物馆2020年9月在邯郸磁县开馆，是中国唯一一座集中讲述北朝历史文化的考古博物馆。
这样建在县城的博物馆，在河北省内已经不止一座。
蔚县蔚州博物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临漳县佛造像博物馆、磁县磁州窑博物馆、临城县邢窑博物馆……
“博物馆建在县城，让很多居住在县城、乡村的游客有了更多走进博物馆，感受家乡文化的机会，也给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高学历的年轻人提供了留在家乡工作的机会。”李江说。
这些年轻的讲解员，是文物和公众之间最好的桥梁。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文物篇（下）｜省外拾珍_大河之北
书法界公认的“隋代第一碑”出自河北，“天下第二行书”的诞生和河北息息相关，古代丝织技艺的巅峰自河北肇始，中国古代官窑白瓷首先在河北烧制成功并走上兴盛……
翰墨风流
位于正定隆兴寺的《龙藏寺碑》原碑文。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书法，中国文化中表现文字美感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
从“隋代碑帖第一”到“天下第二行书”，从书史专论第一人崔瑗到“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许多经典名篇和书法大家都曾和燕赵大地结缘。
隋代第一碑：
承上启下的“独木桥”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上海图书馆。
作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这里保存着超过25万件碑帖拓片。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碑帖拓片中，能称为善本者有3000多件，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则只有300余件。
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国宝级善本——明中期《龙藏寺碑》诸星杓拓本。
该拓本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在诸多国家级文物中非同一般、最受关注？
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装订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久远等因素外，《龙藏寺碑》拓本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其本身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而这一拓本的出处，已历经1400多载风雨的龙藏寺碑，就伫立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内。
2021年4月28日，正定隆兴寺。
暮春时节，风吹过古树沙沙作响。大悲阁旁的千年古槐下，一方不起眼的石碑静静竖立在栅栏后的碑亭里。
隔着栅栏仔细打量，虽然许多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其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立碑时间为隋开皇六年（586年），与龙藏寺（今隆兴寺）同年兴建。碑通高3.15米、宽0.9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
“承上启下，震古烁今。”谈到龙藏寺碑，正定籍书法家赵志强脱口而出。对龙藏寺碑这样的高度评价，并不是赵志强的个人看法，而是古今中外大部分书法研究者的共识。
龙藏寺碑，为何如此重要呢？
“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中国书法种类曾经有几十种之多。经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认的有五种书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赵志强介绍，“从书法发展角度来看，隶书的重要性尤为关键。它在汉代发展成熟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发生裂变：一支从隶书产生了草隶；而另一支，则从隶书发展成为带隶书笔法的钟繇楷书，再发展成为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楷书。”
近代金石学大家康有为甚至将龙藏寺碑比喻为连接魏晋南北朝书法和唐代书法的一根“独木桥”——它上承隶书，并凝聚多种碑文的优点，下开唐代书法楷则。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非唐碑的全失隶意，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
因此，有人说它为唐代的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碑》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也有人说此碑为褚遂良、薛稷书法风格做了铺垫。
康有为将此碑与唐碑的关系总结为：“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帮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非止书法小道已也。”可见，初唐书法诸家大多从此萌芽。
省书协原主席、著名书法家旭宇在《重读隋龙藏寺碑》一文中评此碑书法，“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具有古朴秀雅之美，静穆幽深之境。此碑用笔方圆结合，刻工惊喜，即如发丝粟米，犹见鲜活清晰，可谓书刻双绝。”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块极具文化内涵的碑石，为什么会出现在河北正定？
隋朝初年，随着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河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之称。史料记载，仁寿四年（604年）全国户口数达890万，而冀州（大部分为今河北区域）一地便占100万。河北在当时的富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正定，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河，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赵间。”古人曾这样描绘正定古镇的地理位置。
雨后正定古城。正定文物资源丰富，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龙藏寺碑》《祭侄文稿》都和正定息息相关。新华社记者骆学峰摄
早在公元398年，北魏皇帝拓跋珪，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军事堡垒“安乐垒”，因其在河之阳可避开水患，便将郡城迁到此，从而开启了正定城的历史。
到隋代，真定被设立为恒州常山郡治，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因正定地处要冲，兵家相互争夺，战事连连，人民苦不堪言，求神庇佑、渴望和平的思想普遍而强烈。在统治阶层对佛教的积极倡导下，正定佛教得到迅速传播、发展。如今正定闻名遐迩的“八大寺”，有3座建于唐代以前，其中就包括建于隋代的龙藏寺。
和龙藏寺同年而立的龙藏寺碑因此应运而生。
“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深受其所处时代之经济社会影响，因此，龙藏寺碑在正定的出现并不偶然。”书法家赵生泉认为，“隋朝实现统一后，南北朝时期不同的书法文化开始碰撞、融合。在此过程中，章法严密整齐又自然天成的龙藏寺碑，就这样出现在了当时地处南北要冲的正定。该碑文既有北朝碑学的遒劲，又有南朝帖学的圆融，体现了书法文化大融合的面貌。”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颜真卿《祭侄文稿》。 河北日报资料片
天下第二行书：
盛衰兴亡的淋漓写照
龙藏寺碑诞生仅100多年后，另一件享誉中国书法史、并且同样和正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品出现了。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近70万件各类珍贵文物中，有一件横59.6厘米、纵29.2厘米，仅相当于两张A4纸大小的书法作品，却被公认为当然的镇院之宝。
它就是有着“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颜真卿《祭侄文稿》。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颜真卿被认为是王羲之后声望最大的书法家。千年以来，颜真卿的书法影响了无数中国人。苏轼曾说，“诗至于杜子美，书至于颜鲁公。”
在颜真卿的众多书法作品中，《祭侄文稿》是为历代书法家所公认、仅次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天下第二行书”，可见其重要。
《祭侄文稿》为何如此受推崇？它和正定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2021年6月15日，石家庄正定开元寺南侧。
晚8时，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华灯初上。温馨柔和的灯光照进遗址内，清楚地展示着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
201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开展了考古勘察工作，这是河北历史上第一次城市考古项目。5年多来，考古发掘出土了2000余件珍贵文物，明确了遗址内存在的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北宋、金、元、明、清时期民居、街道系统等三大系统。
一幅延续千年的古城居民市井生活图卷，一座承载着军事、商贸使命的“九省通衢”，日渐清晰地露出真颜。
唐代以来，正定一直是河北中部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初唐时期，正定许多居民以蔬菜种植和贩卖为生，正定南门外出现了繁荣的交易市场，正定生产的丝罗制品是入选进宫的皇家贡品。
唐代开元年间，边塞诗人高适到达正定时，此处已升格为边关雄镇。从高适笔下的“城邑推雄镇，山川列简图”，不难想象出当时正定的城市规模。
唐朝后期，正定作为成德军节度使驻地，更成为河北中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如今闻名海内外的正定“四塔”，有3座始建于唐代，正定“八大寺”则有4座建于唐代，也从侧面说明了唐代正定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不只是正定，整个河北在唐代的版图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继民认为，“当时，河北地区称为河北道，这里水利灌溉系统十分发达，土地肥沃，曾广开稻田，幽州、蓟州、平州、檀州、妫州还存有大量军屯。”
史料记载，唐朝前叶，永济渠河北段商旅往来十分频繁，沿岸城市商旅云集，江淮货物充斥于市。
唐玄宗天宝十年，李华的《安阳县令厅壁记》中还记载着“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意思是说，河北地区征收上来的赋税，占了全国近一半。
《祭侄文稿》的出现，便和唐代河北地区的繁荣富庶有关。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有史学家认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便是河北地区经济繁荣昌盛，而地处统治中心区域的关中地区在经济上逐渐式微。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唐朝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起兵初期，兵锋所到之处，各州郡县皆闻风而降。危急时刻，时任平原（山东德州）太守的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
唐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颜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30余口就义。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常山收复。颜真卿命人到正定寻访，仅寻得兄颜杲卿一足、侄颜季明头颅而归，不禁悲愤交加，挥泪写下祭文《祭侄文稿》。
普通人第一次看到《祭侄文稿》，都会有一个感觉：“乱”。在常人看来，地位如此崇高的《祭侄文稿》，却“字迹潦草”，到处都是涂抹修改痕迹。全文仅234字，却有30多处涂改。
然而，了解《祭侄文稿》背后故事后，每位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颜真卿写作之时那种愤懑、怀念和痛苦之情。
刚开始书写时，颜真卿似乎在强压悲痛，字迹尚且工整克制。
当他开始回忆侄子生前时，写到“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字迹松弛起来。
写到“贼臣不救”时，这位老人已经完全被情绪吞没，涂抹修改开始多起来。他顾不上整理笔锋和及时蘸墨，枯笔擦过纸面，仿佛看到一位涕泪满面的老者在颤抖。一路写到“呜呼哀哉”时，他的字迹已近草书，似乎已痛哭失声，无力再写下去了。
满怀至悲至痛之情，颜真卿写下了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祭侄文稿》。
因此，元代书法家鲜于枢说：“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
这篇传世祭文，也成为那个时代盛衰兴亡的写照。
在辽宁省博物馆借展的《中山松醪赋》局部。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中山松醪赋》：
苏轼的定州回忆
2020年12月22日，沈阳，辽宁省博物馆。
户外已近严冬，馆内“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现场则满是热情的参观者。
二楼一处展柜前，人们争相围在一幅数米长的书卷前。展柜内，是在此借展的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苏轼晚年书法作品《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由7张白麻纸接装而成长卷，横306.3厘米、纵28.3厘米。《洞庭春色赋》在前，《中山松醪赋》在后，两赋前后总计684字。
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张磊介绍，这件作品是苏轼存世真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也是此次展陈作品中字数最多、卷幅最长的一件。
“这件书法作品是苏轼晚年成熟之作，也是我们的镇院之宝，平时极少对外展出。”张磊记者说，这幅作品跟河北定州颇有渊源，“作为河北人，你能跟它相遇真不容易。”
这件书法作品，和定州大有关联。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只看题目，很多人会觉得苏轼在写景色。其实，它们是两种黄酒的名称。
苏轼一生爱酒。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评价：“苏轼的一生本就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散文作家，他是士大夫，也是酿酒实验家……”
苏轼不但喝酒，还尝试酿酒。“中山松醪”，便是苏轼在定州任知州时酿造的一种酒。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年过半百的苏轼被罢去礼部尚书一职，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担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
定州曾为中山国所在，宋代是抵御契丹的军事重镇。
苏轼到任伊始，即到各地考察。发现市井萧条，边防薄弱，军纪松散，将骄卒惰。目睹这一状况，他上奏朝廷，提出整饬军纪、修葺营房、惩创贪污、部勒战法等一系列措施，着手进行军政和民政改革。
在定州任上，苏轼还忙里偷闲酿制中山松醪酒。
他对原有的松醪酒进行了创新，通过烹煮松节取出枝中脂，跟黍米、麦子一起煮熟，并以此为原料酿酒。酿出的酒初味甘甜，余味略苦，酒体幽雅，独具风味。据说，苏轼喝了自酿的松醪酒，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
《中山松醪赋》，讲述的便是苏轼酿制中山松醪酒的经过。在中国古代，给中山松醪酒作赋的，仅苏轼一人。
不过，如今人们看到的《中山松醪赋》，并不是苏轼在定州所书，而是书写于他离开定州之后。
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任定州知州刚满半年的苏轼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贬往更偏远的岭南地区。行至河南睢县，遭遇大雨，行程受阻。在雨夜的客栈中，他感慨万千，写下了“《洞庭中山》二赋”。
在长卷的自题中，苏轼这样写道：“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
“苏轼在书写‘《洞庭中山》二赋’之时59岁，正是笔力鼎盛、老辣之时。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有人评其字‘如棉裹铁’，又如‘老熊当道’，在平实、朴素中汪洋浩荡。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不温不火，看破红尘、参透生死的超脱。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贬谪途中的失意之人之手。”张磊评价。
当年的苏轼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被贬途中即兴书写的长卷，历经近千年竟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洞庭中山》二赋”，曾4次在此卷上题跋，赞其：“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
此外，该卷拖尾处还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辞登、王世贞、张孝思等的题跋和题诗。
“其实，苏轼这幅长卷不只是一件书法作品，它背后反映的是定州在北宋时期的特殊地位。”定州市开元寺塔文保所研究员王丽花表示。
北宋初期，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宋朝廷曾以数万军队驻守定州,诸多高级将领、皇亲国戚等在此任职。对于定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宋代知州宋祁亦在《论镇定形势疏》中写道:“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正定）定（定州），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
大量军队驻扎，也促进了定州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北宋时期，定州所出产的“定瓷”和“缂丝”十分有名，每年指定向朝廷进贡罗、大花绫等特产。另外，由于位于辽宋边界地带，定州建有榷场，是辽宋重要的交易城市。此外，定州酿酒业也十分发达，酒税在政府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支柱产业，主要用于军费开支。
登峰造极
隋唐到宋金时期，是古代河北经济最发达、文化艺术发展最繁荣的阶段。
史料和如今的考古发掘已经表明，这一时期的河北，不但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重要区域，更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
从官窑白瓷到精美丝绸，从石雕绝技到皇家建筑，各种在当时堪称登峰造极的工业制品和手工技艺，在燕赵大地不断涌现。
宋代定窑白釉孩儿枕（故宫博物院藏）。河北日报资料片
官窑白瓷的巅峰
2021年3月4日，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陈列室。
靠着墙边一处并不起眼的位置，一个器型小巧、玲珑剔透的瓷杯静静躺在玻璃展柜里。
这是一只未对大众公开展示过的广口圈足白瓷杯，口径约8厘米、高约7厘米。乍一看，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的特别：胎体洁白细腻、釉色均匀,器壁仅厚1毫米左右，用强光照射，能达到光照透影的奇特效果。
这件器物，就是曾颠覆了考古界对中国瓷器认知的隋代邢窑透影白瓷杯。
烧造于河北临城和内丘一带的邢窑，是我国最早生产白瓷的中心窑场，被称为“中国白瓷的发祥地”，有中华白瓷鼻祖美誉。
邢窑兴于隋，盛于唐，生产的瓷器洁白似雪、规范如月，在盛唐时代和南方的越窑并驾齐驱，形成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
瓷器专家们认为，从青瓷到白瓷，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一次飞跃。
那么，白瓷到底有何可贵之处？它又为何首先出现在河北呢？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从商周以来，一直是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正是邢窑的成功兴起，宣告了这种单一格局的结束。可以说，邢窑白瓷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是划时代的。”已故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权威叶喆民生前曾如此评价。
邢台市邢窑研究所所长张志忠告诉记者，瓷器的颜色基本是由瓷土原料而定，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铁，器物烧出后必然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来。
而相对来说，邢窑窑区所产的原料大多是质量较好的次生黏土，这类黏土中含铁量明显低于南方瓷土，这是白瓷诞生的自然基础。
“即便如此，想要烧出白瓷，仍然要在瓷土的加工和瓷器烧制上不断尝试、精益求精，只有保证瓷土中铁元素含量小于0.75%时，才能烧出真正的白瓷。”张志忠说。
就这样，到北朝末年（公元550年前后），邢窑终于创烧出了最早的粗白瓷。
白瓷的烧制成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河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产力水平。
粗白瓷烧制成功后不久，随着隋代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代表邢窑白瓷的巅峰代表作出现了——透影白瓷。
时间来到2009年3月。
西安近郊，陕西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座隋代墓葬。
除去棺木上面沉积千年的泥土，他们发现了一件如玉一般的白瓷杯，杯中还有些湿土。
“小心翼翼地将杂质清除，轻飘飘、透光见影、玲珑剔透的瓷杯就捧在了手中。白瓷杯器壁最薄处仅厚1毫米左右，其釉色均匀、光照见影，真是精美绝伦。”多年以后，时任发掘队领队的李岗如是描述初次见到透影白瓷杯的情景。
出土墓志显示，这座隋代墓葬年代为隋大业四年（608年）。这件邢窑透影白瓷，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首例保存完好的隋代邢窑透影白瓷实物。
“透影白瓷，这种代表了当时古代最高陶瓷技术的官窑器物，毫无疑问是皇家专供。此外，它的发现还刷新了人们对于中国陶瓷史的认识。”张志忠说，“叶喆民先生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中写道：‘薄胎瓷开始于明永乐时期，但永乐的薄胎只是半脱胎，到成化时，其薄的程度才达到了几乎脱胎的地步。’而邢窑隋代透影白瓷的厚度仅1毫米，已达到了半脱胎的地步。”
这一发现，将我国薄胎细白瓷的创烧时间提前了近10个世纪。
不过，由于烧造技术难度过高，使得透影白瓷产量少之又少。加之其本身作为官窑贡品，只在上流阶层中流传，即便是狂热的瓷器鉴赏家也难得一见。隋代以后，透影白瓷就渐渐消失了。
虽然透影白瓷只是昙花一现，但邢窑白瓷的其他产品，却随着唐代的统一走上巅峰。
唐代中叶，邢窑达到极盛时期。邢窑白瓷胎质坚实细腻、釉色纯白光亮，器物种类增多，制瓷工艺达到了纯熟的地步，产量大大超过隋代细白瓷，以致进贡皇室，远销海外。
当时，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成为唐代宫廷的主要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识，以“大盈”“盈”字最多，这是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的缩写。
因此，唐代李肇在《国史补》里写道：“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如果说邢窑白瓷代表了唐代白瓷工艺的巅峰，那么燕赵大地彪炳于中国陶瓷史的另一个名窑，则在邢窑极致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伴生于这片土地上的智慧和灵巧。
它便是中国白瓷的另一座高峰、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
2021年3月6日，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陶瓷馆。
“名窑迭出”展位，玻璃展柜内，一尊白釉刻花花卉纹梅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事实上，不只是故宫博物院，几乎在国内外任何大型博物馆，都收藏着大量定窑瓷器精品——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玉壶春瓶、大英博物馆的北宋定窑刻花直颈瓶、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瓷莲花纹皿、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堪称“国宝”的同时期瓷器精品。
同样是白瓷，定窑瓷器和邢窑瓷器，究竟有何不同？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是中国历史上贡御时间最长、文献记载最多的窑口，”定瓷非遗传承人庞永辉介绍，“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生产白瓷的窑口，其窑址位于今天的河北曲阳境内。”
不同于隋代邢窑追求的洁白，定瓷釉面多为乳白色，白中闪浅米黄色，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柔和悦目、温润恬静，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和纹饰较少的邢窑瓷器相比，定瓷的最大特点，则在于装饰工艺的进步——它以灵动变化的装饰艺术见长，刀刻、竹划、模印……如今我们在素色陶瓷装饰上能看到的装饰技法，几乎都被定窑探索到极其成熟的程度。
收藏家马未都认为，定窑白与邢窑白的区别，“不仅是技术上的革命，更是思想上的飞跃。”
从色彩、质感、到装饰技法，盛于唐的邢窑和盛于宋的定窑代表了中国古代官窑白瓷的巅峰，堪称浓缩了元青花出现以前的“半部中国陶瓷发展史”。
而以邢窑、定窑等为代表的官窑白瓷，不但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在之后的千百年里走出了燕赵大地，对中国古代瓷器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沈子蕃缂丝梅鹊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供图
“丝中圣品”缂丝
2021年3月13日，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和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珍贵文物相比，有一件入选过故宫“十大镇宫之宝”的丝织品，却因极少公开展出而略显低调。
这就是出自河北定州人沈子蕃之手的缂丝《梅鹊图》。
在故宫，仅织绣藏品就有13万余件。《梅鹊图》缘何能成为织绣之宝？
缂丝，又称“刻丝”，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极具欣赏装饰性的丝织品，被誉为“丝中圣品”。
由于缂丝《梅鹊图》几乎从不公开展出，我们无缘得见其真容。但从公开的照片和介绍中，我们可以一窥它的精妙。
整幅作品纵104厘米、宽36厘米。图轴为丝质，依《梅鹊图》画稿缂织而成。图轴以十五六种色丝装的小梭代笔，巧妙搭配，画面色泽和谐。所用丝线之经密度20根/厘米，纬密度44-46根/厘米，精工细密，还原了原画稿疏朗古朴的意趣，画面生动、清丽而不失典雅，是宋代缂丝工艺杰出的代表作。
不同于一般纺织品“通经通纬”的织造方法，“通经断纬”是缂丝织造的最大特点——以素色生蚕丝作经线，彩色熟蚕丝为纬线，织作时同色纬线并不贯通全幅，而是根据纹样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分块缂织。
这种织造方法，让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呈现一些互不相连的断痕，仿佛刀刻。同一织物上，所用纬丝颜色甚至可多达6000种。这种工艺让整个编织过程极为复杂，但可以自由变换色彩，特别适合摹缂书画作品。
在印象中，丝织品多出自江南地区。作为“丝中圣品”的缂丝，为什么会发源于河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而河北正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
距今5500多年前，正定南杨庄的先民就制作了陶蚕蛹，使用陶纺轮和骨匕来纺丝。这说明，商代之前，河北地区的丝纺织技艺已经十分先进。
2021年3月3日，河北博物院三楼“河北商代文明”馆。
“这展板上介绍的不是丝织物吗，怎么展柜里不见丝绸，却放了个青铜器？”站在“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展台旁，游客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您看到的这个敞口细腰的青铜器叫觚（gū），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一种酒器。这件觚出土于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这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创造了七项世界之最，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縠’（hú）——它刚出土时是附着在这只觚的表面上。”志愿者讲解员解释说，由于不易保存，这块弥足珍贵的縠，一直被保存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库房内，极少公开“露面”。
讲解员介绍，这块小小的縠，至今仍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比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同类品早了1000多年。
秦汉时期，丝织业进入成熟期的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藁城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曾多次被当时的史料记载。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根据杜佑《通典》记载的信息，在古代丝绸之路达到全盛的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318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达到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史料记载，盛唐时，仅定州一地贡赋的8种丝织品，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由于丝绸既具有实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在唐代，它还作为实物货币被广泛使用。由此不难看出，丝绸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何等重要，而作为全国丝织中心的河北又是何等富庶繁华。
发达的丝织产业，推动了丝织业中最奢华的工艺品——缂丝的发展。
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就是定州缂丝。如今故宫所藏缂丝《梅鹊图》的作者沈子蕃，正是土生土长的定州人。
靖康之役后，北宋灭亡。两宋迭代之际，以沈子蕃为代表的许多北方工匠纷纷南迁，将缂丝技艺带到了吴山越水。
南宋以后，随着经济中心往东南转移，缂丝的生产中心已转移至苏州一带。
缂丝，这种发源于燕赵大地的丝织绝技，被继续发扬光大，并传承至今。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石雕技艺的传承
2021年3月7日，北京故宫。
太和门前广场的金水河上，五座并列单孔拱券式汉白玉石桥跨河而立。
这就是已经历数百年风雨的内金水桥，石桥的精美雕工令人惊叹。
而金水桥的最初设计者，是河北曲阳石匠——杨琼。
地处保定西部山区的曲阳，是如何与北京城内的皇家建筑产生联系的呢？
位于曲阳城南的黄山，盛产汉白玉大理石，洁白无瑕、经久耐磨，是雕刻的上等石料。《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加上世代传承的雕刻工艺，使曲阳成为著名的“石雕之乡”。
据考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男女俑就是由曲阳黄山汉白玉雕刻而成，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曲阳石雕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全国各地建寺修庙、凿山开窟，规模浩大，盛况空前，曲阳石雕由此得到了飞速发展。曲阳石雕艺人们也由此走向全国各地。
曲阳石雕，在唐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成为我国北方的雕刻中心。这时的曲阳石雕作品，雕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丰满，衣饰清晰；飞禽走兽、花鸟静物等轮廓清晰、线条流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唐末五代时期王处直墓中发现的彩绘浮雕，便是当时的曲阳石雕代表作。
故宫正南方向不远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其地下一层，“古代中国陈列展”隋唐五代时期展厅内，有两尊唐末五代时期的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像——其中一名武士脚踏卧牛，头顶落凤，宝剑的剑尖指向卧牛口中的荷花；另一名武士脚踏卧鹿，头顶盘龙，宝剑的剑尖指向卧鹿口中的荷花。两名武士表情威严，气势凛然。
这两尊浮雕武士像的原主人，是晚唐时期的节度使王处直。两位武士，最初“守护”的是位于河北曲阳县的王处直墓，是墓室门口的一对“门神”。
在王处直墓后室东西两面墙壁上，还镶嵌着汉白玉质地的人物群雕，主题为侍女图和散乐图。
侍女群雕，雕刻精细、人物造型各异，完整展现了五代时期贵族家庭的侍女群像。而散乐图，则将五代时期乐队演奏的瞬间，用浮雕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是精雕细刻、细琢传神。
如今，这两组人物群雕被精心保存在河北博物院。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元代，曲阳雕刻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技艺高超的曲阳石雕艺人在元大都兴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在皇家宫殿、陵墓和园林的营建中，曲阳石雕艺人们将他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尽情发挥，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在颐和园苏州街北岸的两块护岸石上，留有“曲阳匠师”的刻字，成为曲阳石匠参与京城园林建设的珍贵史料。
“石头不易损坏，可以长时间保存，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石雕都是对历史的镌刻和记录。从汉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文化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精品石雕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历史文化学者、《曲阳问匠》作者韩振书说。
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个广场不仅见证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依托它形成的各种建筑，也成为代表这个国家的符号。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位置，便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四周共有10幅浮雕。浮雕上刻着的170多个人物形象，连环画般概括着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这些浮雕，正是曲阳石雕匠人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杰作。
“60多年前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石雕工作的曲阳石匠都是当时技艺最成熟最精湛的工匠，年龄多在30—50岁之间，所以至今仍健在的人已没有了。”韩振书感叹。
经过十几年调查走访，韩振书终于查清了12位参与主雕工作的曲阳石匠的名字，他们是：冉景文、刘润芳、刘秉杰、曹学静、王二生、高生元、刘志杰、刘兰星、王胜杰、杨志卿、杨志全、刘志清。
“为保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顺利进行，在雕刻工程正式开始时，又从曲阳选调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担任浮雕的助雕任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承担了月台栏板的雕刻和安装。”韩振书介绍。
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
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工后，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曲阳石匠是国家的宝贝，他们和外国雕刻家相比，毫不逊色，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要把他们留下来。”
“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阳石匠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简称北雕）。由此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雕刻艺术队伍的骨干力量，也为曲阳雕刻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韩振书介绍。
从古代皇家建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各类现代石雕、石刻，曲阳匠人将石雕技艺一脉相传。他们的贡献，也被镌刻在历史之中。
京畿文韵
南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但随着元明清三代先后定都北京，河北的军事、交通地位更加凸显。这一阶段，服务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作为“皇家专属”的高级手工艺的传承，以及雕版印刷、毛笔、古籍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便是这一时期河北京畿文化属性的具体体现。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花丝镶嵌：
华美至极的皇家工艺
2021年3月7日，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古代中国陈列展”明清时期展厅内，有一件富丽堂皇的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以丝帛制成面料，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冠上还镶嵌着数千颗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和珍珠。
它就是和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之重器”并列为国家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的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极尽奢华，极致工艺。”有收藏家曾对凤冠作出如是评价。
极尽奢华，指的是其所用材料惊人——重达2300克以上的九龙九凤冠仅金丝用量就达1斤以上，还镶嵌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极致工艺，则体现其制作之复杂——这顶通高不过48.5厘米的凤冠，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穿系等多种工艺。
专家推测，即便是数位能工巧匠合作，制作一顶凤冠也需要数年。
而制作凤冠的能工巧匠们，大多来自临近北京的一个小县城——廊坊大厂。
2020年10月31日，大厂回族自治县。
良盛达花丝镶嵌特艺有限公司制作车间内，工人们正心无旁骛地盯着眼前的作品忙碌：制胎的拿着小锤在银质薄片上叮叮当当敲着，錾刻的将图样覆在胎体上小心刻下精美花纹，画筋的手执蘸有红色釉料的毛笔轻轻划下……
“这边的工人在把金、银抽成细丝，称为花丝。那边的工人在把金、银薄片锤打成器皿，錾出图案，再镶以宝石，称为镶嵌。这是两种独立的工艺，但常在一起使用，花丝镶嵌的说法由此得来。”公司负责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马福良介绍。
经过堆、垒、编、织、掐、填、攒、焊等八大工序，一根根金属细丝和一片片金属器皿，最终被制成造型各异的工艺品和精美雅致的首饰。
如今，能完成传承花丝镶嵌工艺的艺人已经不多。他们中的多数，都集中在大厂。
大厂，地处通州核心辐射区，与北京副中心仅一河之隔。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大厂成为花丝镶嵌工艺的诞生、传承和发展重地。
资料显示，大厂花丝镶嵌工艺最早可上溯到汉代。至明代，大批回民迁入大厂，将伊斯兰文化与当地艺术相结合，使花丝镶嵌工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明清两代，大厂花丝镶嵌被指定为专职供奉，其工艺也因此声名远扬。
“今天，我们虽然已无法查证工匠的具体姓名，但明代皇家凤冠的制作流程中，肯定少不了大厂艺人的贡献。”马福良说。
清朝灭亡后，大批皇家工匠回到民间。但由于成本极高、工艺繁琐，花丝镶嵌工艺逐渐式微。到今天，63岁的马福良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花丝镶嵌技艺传承人。
“我们现在编制的一根花丝仅0.3毫米左右，比明代的凤冠用的花丝还要细。工艺非常繁琐细腻，烧制的时候温度跨度非常大，必须掌握好火候，一件大的作品甚至需要几年才能完成。”马福良介绍。
“大厂对于花丝镶嵌工艺的保留和传承，恰恰反映了古代河北地域文化特征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的融合文化向近古时期（元明清）的京畿文化的转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继民认为。
孙继民介绍，中古时期，河北虽然不是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带，但长期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双向交流的碰撞、融合地带，地理位置重要、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活跃，文化融合的特点和趋势十分显著。
隋唐和北宋早期，河北更是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核心区域。龙藏寺碑、《中山松醪赋》以及邢窑、定窑、缂丝等的出现，正是河北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地位的最好体现。
到近古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加之北京成为首都，服务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花丝镶嵌工艺在大厂的保留、传承，正是这一时期河北京畿文化的一种直观反映。
清代中期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佛塔。 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除了花丝镶嵌，大厂还保留了另外一项传承至今的皇家工艺。
2021年3月6日，故宫博物院东北角，梵华楼。
6座雄伟壮观的铜制佛塔在楼内静静矗立。每座佛塔通高均为231厘米，底径94厘米。佛塔主体以黄色珐琅为地饰填彩釉的缠枝花卉纹和蓝色的梵文，座以蓝色珐琅为地饰狮纹和缠枝莲纹。座上部出台正面中央有蓝地鎏金“大清乾隆甲午年（1774年）敬造”九字款。
这是中国古代掐丝珐琅工艺的巅峰之作——乾隆掐丝珐琅佛塔。
铜胎掐丝珐琅，中国古代特有的特种金属工艺品。其制作工艺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
铜胎掐丝珐琅，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使用的珐琅釉多以蓝色为主，因而有了一个更为普通百姓熟知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相传起于13世纪的云南，后来传到北京，并设有专门的官办作坊。
“景泰蓝的蓝，并不单指蓝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统称为蓝。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点蓝、补蓝、烧蓝等行业特有名词。几百年过去，景泰蓝的工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纯手工制作风格，它的掐（丝）、点（蓝）、烧（烘烧）、磨（光）、镀（金），环环相连，浑然一体，相互辉映。”81岁的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李荣魁告诉记者。
据考证，早在明代之前，精美华贵的景泰蓝器物就受到帝王的喜爱。而素有金属器加工制造传统的廊坊大厂一带，不乏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断被召入京城，进入宫廷造办处，在严苛的管制下，倾尽所能，躬身景泰蓝制作。当时的景泰蓝作坊分别设在紫禁城和圆明园，春夏秋都在烧造。
因其制作工艺复杂，景泰蓝成本十分昂贵，于是便有了“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之说。
“到了晚清年间，随着时局动荡，景泰蓝制作难以维系，行业逐渐衰落。”李荣魁介绍，许多散落民间的大厂工匠陆续回归故里，也带回了这门手艺。
从花丝镶嵌到景泰蓝，这两项代表古代金属工艺极致的皇家技艺，在大厂匠人的手中，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金代刻书—蔡松年著《萧闲老人明秀集》书页。 河北日报资料片
宁晋刻书：
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里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之一，也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馆内保存着两本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金代刻书——蔡松年著《萧闲老人明秀集》和韩道昭撰《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
刻书，全称为雕版刻书，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书籍的通称。而雕版印刷，指的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雕刻工人用刻刀刻出字体凸出的阳文。印刷时，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便清晰留在纸上。
作为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雕版印刷对书籍的普及和文化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目前考证，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代早期，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
至宋金时期，雕版刻书业已经相当发达。但由于战乱，金代刻本流传下来的极少。国图所藏《萧闲老人明秀集》和《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便是目前全国仅存的八种金代刻书中的两种。
这两本极为珍贵的金代刻书，出自位于河北中南部的宁晋。
2021年3月1日，邢台宁晋县城。
屋内，一位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手握一把巴掌长度的小刻刀，在一张提前处理好的光洁的木板上聚精会神地雕刻着。
老人运刀干脆利落，不着痕迹。随着木屑不断掉落，一个个遒劲有力的阳刻字形逐渐显现。
这位老人，是如今宁晋县唯一熟练掌握雕版印刷全部技艺的传承人闫惠民，今年已86岁高龄。
闫惠民告诉记者，一本雕版刻书的诞生，要经历写样、刻字、印刷、分书、折书、齐栏、切书、装订等诸多步骤。
“刚才的步骤就是刻字，运刀时需要集中精力，谨慎行事。刀要沿着木板上提前印好的墨迹走，要有始有终，不能中断笔画，也不能冲撞到周围其他的文字。可以说，刻字是制作雕版刻书过程中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一环。”闫惠民说。
“如今，完整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宁晋资深文化学者郭嘉宁介绍，“据我所知，目前能掌握雕版印刷技艺的机构和个人，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籍修复部和浙江天一阁修复部的部分技术人员外，全国可能都超不过百人。河北范围内只有宁晋还有保留。”
20世纪20年代，冀州商人开办的荣宝斋。 河北日报资料片
宁晋的雕版印刷技术，是如何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呢？
史料记载，由于地处河北中南腹地，宋代时宁晋地区文化繁荣，文化交流频繁。这一文化特点，催生了雕版印刷业的诞生和发展。
据宁晋县志和地方文献记载，宁晋雕版印刷起步于北宋崇宁年间。
“北宋时期，私塾在宁晋民间大量出现，全县150多个村，几乎村村建有私塾，出现了‘家有诵读之声，坊传丝竹之乐’的景象。”郭嘉宁说。
进入金代，河北之地归于一统。在金世宗统治的近30年间，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金代在教育上沿袭宋制，文庙兴盛，私塾遍及各个乡村，金代宁晋共考中5名进士，出了20多名四品以上的官员。而科举之路，都需要通过读书实现。
到金代初年，宁晋县雕版印刷作坊已发展到十多家。其中，实力最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金代荆氏雕版书坊。《萧闲老人明秀集》和《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就出自金代宁晋荆氏雕版书坊。
史料记载，宁晋荆氏雕版书坊的雕版刻书，以“印模精、敷墨匀、取值廉、售者广”著称，书美价廉，市场广阔。
为扩大荆氏刻书市场影响力，对远途如山西、山东、河南、关外、内蒙古等地的客商，凡初次来购书者，荆氏书坊都以成本价稍加利润供应，并安排食宿。一时间客商云集，荆氏雕版书籍畅销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在此后数百年间，宁晋荆氏书坊还刻印了《左传》《搜神记》《山海经》以及《说文解字》20卷、清康熙《宁晋县志》12卷、清光绪《宁晋县地理志》等典籍，以及多部当地名门望族的家谱，如清光绪十二年版《高氏家谱》30卷、光绪版《王氏家谱》30卷等。荆氏书坊刻印的这些传世书稿，如今多被各地图书馆或藏书家珍藏。
荆氏雕版从金天会六年（1128年）创立，至清末停止雕版印刷业务，前后近800年中，传30代，经历了十多次战乱。
“先有市场、有需求，才有产业、有产能。宁晋雕版刻书产业自宋金而兴，历经元明清三朝长盛不衰的深层次原因，是因为周边有这样的文化土壤和文化需求。”孙继民说。
“元明清时期的河北已经不再是国家的经济重心所在，但其军事、交通地位仍在，在服务都城北京的过程中，位于进京走廊地带的冀中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服务北京的区域文化中心。”孙继民解释。
在这片区域文化中心，不但有宁晋刻书，还形成了衡水毛笔、冀州书商等一批相关文化产业。
衡水毛笔产于衡水市侯店村。当地制笔业盛于明永乐年间，笔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饱满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光绪年间，因制作技艺精湛，被奉为御用，光绪帝立碑表彰，称之“御笔”。民国初年，衡水毛笔还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侯店也获得了“毛笔圣地”“北国笔乡”的美誉。
在距侯店不远的冀州，则诞生了冀商群体中最早的书商。
清末民初时期，琉璃厂共有书铺200多家，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占了琉璃厂古籍业半壁江山。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衡水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采访/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