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读者和她们的浪漫小说

第二章 读者和她们的浪漫小说

位于中西部的史密斯顿社区四周环绕着玉米地和干草场，随处可见精心修整、井然有序的独立住宅。它距离玻璃办公大楼林立的美国出版行业重镇纽约有近两千英里之遥。虽然这两处相隔千里，但是，那些出自年轻文学女硕士之手、等着出版的浪漫小说中，将有相当一部分会进入位于史密斯顿的家庭。这里的女性在日复一日几乎全身心照顾家人之余，只要一有片刻的宁静时光，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对于纽约编辑为她们准备的浪漫小说并不是本本都满意，但在桃乐茜·埃文斯的帮助下，她们知道如何避开那些仍旧不清楚女性对于浪漫小说抱有何种希求的作品。为了选到中意的作品，她们学会了解码浪漫小说封面艺术中的意象，解析封底宣传软文中的术语，并一再地选择那些曾让她们读得心花怒放的作者的作品。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史密斯顿的浪漫小说读者和纽约的出版商这二者的关系从一开始起就缺乏最基本的信赖，因此桃乐茜·埃文斯才能够一呼百应地汇聚起这个忠实的消费者群体。她毫不吝惜地提供参考建议，这让她在那些女性读者的心中显得特别可亲，因为她们被1970年代不断增加浪漫小说发行量的纽约出版机构弄得晕头转向。于是，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她的收银台前，向她咨询当月的“畅销书”。她之后接受书店和编辑的邀请开始撰写评论通讯，正是因为她认为其他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她的“专家”建议有助于她们挑选浪漫小说。她成功地在全国积累了巨大的名气，连纽约的编辑都开始给她寄最新作品的校样，以确保他们的作品会出现在她的报道中。她现在也在热心地为几位向她寻求建议和支持的知名作家阅读原稿。虽然她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她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或反映了她客户的喜好，但它确实说明，有些作者和编辑相信她不仅能细致入微地体察浪漫小说受众的渴望和需求，而且还尤其擅长清楚地表达出这些观点。因此，她会成为一个乐于分享、心细如发、一以贯之而且切中肯綮的资讯提供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1979年12月份，我第一次写信给桃特，询问她是否愿意谈谈浪漫小说以及她的评判标准。当我询问道，她的顾客中是否有人愿意与一个对她们所喜欢的浪漫小说的原因感兴趣的人探讨一下她们的阅读经历，她给我回了一封率直且热情洋溢的信，称她很乐于在夏季假期中，于她的家中举办一系列的见面和讨论会。一开始我为如此爽快的回复感到万分惊讶，但我很快就认识到，桃特自然流露出来的通情达理源于她对人所怀有的由衷兴趣。在即将前往史密斯顿之时，当她得知我无法预订到第一晚的酒店房间后，便坚持让我住到她家里。她向我保证说，我在机场一下子就能认出她，因为她会穿一身薰衣草色的西服套装。

抵达史密斯顿时，我忧惧交加。但是这种情绪在乘坐桃特的车离开机场的过程中慢慢地消散了。她轻松自在地畅谈着浪漫小说，很显然，那是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她说明定于下周举行的讨论会和见面会安排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史密斯顿的时光将会相当惬意和忙碌，同时也会有丰富的收获。我原本担心自己能否说服桃特的顾客开诚布公地详述她们的阅读动机，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在过了彼此都有点尴尬的初期阶段后，我们便坦率而热烈地交谈了起来。桃特帮了大忙，因为当她向她的顾客介绍我时，她说：“简[142]和我们都一样！”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发现，虽然这些女性不太习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任何程度的细究，但她们仍竭力把她们的感受和观点组织成语言，帮助我理解她们为何会觉得浪漫小说既愉悦身心又大有裨益。

第一周，我与最常光临桃特店的16位老主顾进行了两次各为四个小时的讨论会。她们全都是在桃特说明了我的意向后自愿报名参与的。还有6个人也想参加，但由于与家人一起在外度假而作罢。最初的讨论会都是开放型的聚会，我通常只会向全体参与人员提出笼统的问题（关于访谈安排，请参看附录1）。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有点拘谨，并未积极地做出回应，因此每个人就轮流回答每一个问题。但等到大家都感到放松自在后，交谈就变得更加自然顺畅。参与者各抒己见，有时还针锋相对，但她们也非常高兴地发现，在许多事情上她们仍保有一致的观点。这两场讨论会都录了音。我还从桃特的顾客中挑选了5名表达能力最强且最积极热情的浪漫小说读者，与她们进行了单独的录音采访。此外，我也在空闲的时间里单独与桃特进行了多次随意的长时间交谈，并对其进行了五次更加正式的访谈。和桃特在书店里找的另外25名顾客一样，这16个人也都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pilot questionnaire）——这是我在离开费城之前预先准备的（请参看附录2）。

到快要结束史密斯顿之行时，我已经阅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在讨论会和见面会上提及的浪漫小说，转录了录音内容，并且扩充了我在闲暇时记录的实地调查日志。在重新查看我所获得的所有资讯和评价信息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之前我并未预想到所有可能具有深远意义且应当被提出的问题。同时，我也时常未能为定向回应（directed-response）的问题预设最佳的可能答案。于是，我重新设计了一套调查问卷，并于1980年仲秋时给桃特寄了50份（参看附录3）。我请她帮忙把这些问卷发给那些“经常光顾”的顾客（那些她认得的，而且曾就购买浪漫小说给过不止一次建议的人），并希望她除了问卷上的提示以及随信附上的说明外，不要给填问卷者提供任何额外的指引。1981年2月初，在我第二次逗留史密斯顿期间，她将42份填写完整的调查问卷交给了我。

那次，我与桃特和她的家人生活了一个星期，了解了她的每日活动，并不时地与她交谈。我还在书店里待了整整三天，观察她与顾客的互动；我自己也与顾客进行了随意的交流。在这段时间里，我再次采访了前文提到的那5名读者，核查了我有疑问的地方，并检验了我此前已经形成的一些臆测。我还与莫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桃特的顾客中，莫林是最心直口快的女性之一，而且最近刚刚开始创作浪漫小说。

很显然，史密斯顿的读者群无法被视为科学意义上的随机样本。因此，必须带着十二分的谨慎，才能将此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外推，运用到其他浪漫小说的读者身上。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主张必须被看作是一些推测；在现在看来，我们必须对更加广泛且不相干的浪漫小说读者进行考察，才能系统性地检验这些推测。虽然这个群体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但最初我是出于两方面原因的考虑才决定推进这项研究。

第一方面的原因与桃特无可争议的成功以及在全国浪漫小说领域中如日中天的声名有关。第二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这个群体已经经过了自我选择（self-selected），而且成员构成很稳定。桃特的老主顾常常会回来征求她的建议，这是因为她们相信她的看法与她们的相当合拍。她们都已经习惯于相信她的判断，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浪漫小说读物时，她们会向她寻求帮助好做出选择。她们发现这么做很称她们的心，因为这让她们所有人都不必吊死在单独的一套“丛书”上，比如近来开始刺伤和触怒她们的禾林作品。同时，通过选择性购买那些在她们看来似乎有可能会满足其渴求和需要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她们从出版商那里夺回了部分主动权。虽然史密斯顿的读者拥有千差万别的品味和习惯，但所有的女性都同意，桃乐茜·埃文斯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她们的兴趣偏好。

这个群体的实际情况表明，如果研究者只从美国出版商当前发行的浪漫小说中选择样本，然后分析样本清单中的小说情节，并据此就这一文学形式的意义得出结论，继而综述“浪漫小说”的文化意蕴，那显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虽然这个行业越来越依赖半计划发行技术来缩小读者期望与出版商产品间的差距，但整个生产系统问题依旧：浪漫小说内在幻想的创作者、出版商和消费者之间仍存在着根本上的隔阂。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那些阅读浪漫小说的人不会关注她们自己创作出来用于阐释其经历的故事。由于专业化的出版已经大大减少了自我叙述（self-storytelling）的比例，因此我们现在仍无从得知以下两种文本是否存在任何一致之处：匿名群体所消费的叙事文本，与如若无法购买到此类文本这个群体即会为自己以及同辈人创作出的文本。

虽然一种专业化生产和大众化的商品被人反复购买和消费表明了部分受众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这并不能确保所有的消费者都会认可每一个文本所包含的人生体会。事实上，史密斯顿的阅读群体明确表示它的成员对于浪漫小说一直都持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味，但出版商未能恰当地迎合这种品味。不过，由于这些大型出版商都是通过满足这个群体中所有人都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共同偏好来设计它们的产品，从而吸引大规模的受众，因此它们仍成功地推出了可达到桃特及其读者最低标准的文本。此外，由于史密斯顿的这些女性确实非常想要放任自己沉浸在浪漫的幻想之中，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都无法通过自己的想象活动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她们就经常会购买和阅读那些她们并不是真的喜欢或完全认可的作品。就像一位读者曾解释的那样：“有时一本烂书也好过什么都没有。”由此可见，购买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对所选产品的认可。在一个量产机制中，这大概只能证明，市场上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但仍未获充分满足的需求。

正是由于浪漫小说的出版商未能推出完美契合于读者期望的作品，史密斯顿的女性由此才发现，如果有一位值得信赖的甄选者介入（mediated）这个交易过程，网罗一批更加符合她们心意的文本，让她们可安心地从中挑选心仪之作，那么，她们的喜好就会得到更好的满足。这种在选书过程中对于介入者（mediator）的特别依赖表明，要了解浪漫小说的意义，首要之务就得先确定那些认为它具有深远意义的团体各有何特点，其次须确定每个团体对于“浪漫小说”的界定，之后才能尝试着对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做出评论。虽然这个文类看起来很显然只是换汤不换药，但是，对于那些阅读它们的人而言，这些小说之间存在着足以让人决定是拒斥还是阅读的重要差别。我们必须得承认，在批量生产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甄选这一事实，同时努力去理解主导这类甄选的原则，并描述出这些原则的产生缘由。[143]史密斯顿的女性只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同质的小规模群体，而且恰好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阅读浪漫小说。虽然她们的偏好可能可以代表那些在人口统计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和日常生活上与她们相类似的人，但如果就此认为，她们利用浪漫小说的方式与来自不同背景、受过不同教育、处于不同社会情境中的女性一样，那就未免有失公允了。比如说，在探讨浪漫小说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且在男性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工作的女性的意义时，相关的结论就必须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了。

史密斯顿女性的阅读习惯和偏好与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而生活习性本身又与教育、社会角色和阶级地位紧密相关。绝大多数的史密斯顿读者都是已为人母的已婚女性，她们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州的第二大城市（1970年时的人口为85万人）里，在一个地界不断扩张的城郊住着独立屋。[144]虽然四周环绕着玉米地，但史密斯顿本身是一个城市化的地区。相比于196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据，它在1970年时的人口接近11.2万人——增加了70%。这个社区实际上是一个“卧”城[145]，因为在1970年代，这个地区的上班族中有90%是在史密斯顿外的地区上班。虽然近年来随着购物中心（桃特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班）的出现，这一点已有所改变，但是这个城市总体上而言仍是一个居住区，独立住宅依旧称霸当地的房市，占比高达90%—95%。

桃特和她家人所居住的宽敞错层式住宅位于史密斯顿新屋开发区之一的边缘。我最近一次到史密斯顿时，桃特、她的丈夫丹、她的大女儿基特和她的母亲都住在这幢房子里。屋子里装饰着桃特在儿女还小时所热衷的女红和手工。桃特的另外两个孩子——时年19岁但已成家的道恩和21岁的乔——则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在我进行这项研究时，桃特本人48岁。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水管工，他既对桃特全身心投入到浪漫小说的状态感到迷惑，同时又为她在书店的成就倍感骄傲。虽然他偶尔也会读一读惊悚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但他的业余时间要么是和同行的工会成员在一起，要么就是对住宅修修补补。

虽然桃特现在是一个自信而能干的女性，但她坚称曾经的自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她声称自己是在最近几年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将这样的改变归功于阅读和在书店与人打交道。当我问她是如何开始阅读浪漫小说时，她回答说，那完全是在她的医生的鼓动之下开始的。虽然他在15年前并未特别指明阅读，但他当时建议说，她应当寻找一种能让她从中获得乐趣并使她每天至少可以花一个小时在上面的休闲活动。他当时很担心她身心上出现的衰竭——这种衰竭显然是由于她克勤克俭和费尽心思地照顾好她的丈夫、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忙于各种家务造成的。当他问她每天都为自己做了什么时，她只能罗列出她为别人而做的事项。他因此坚称，如果她不想要累倒被送进医院的话，就应当学会给自己一点时间。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喜好阅读，因此就决定再试着读点东西。这个决定点燃了她对于浪漫小说的兴趣。开始时，桃特阅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但她很快就只看浪漫小说了。个中原因，她至今也没弄明白。她的阅读活动慢慢地变成了一种长期的习惯，到后来她甚至无法在同一家店里找全她所喜爱的作者的所有最新作品，而不得不连找四家店才能买全她想要的所有浪漫小说。她的大多数顾客都表示，在遇到桃特之前，她们也都有过相同的经历。有些人在看到一些中意的新作后还会去旧货店和跳蚤市场淘已经绝版的旧作。

如果不是女儿鼓励她利用自己日渐丰富的专业知识去找份书店的工作，桃特很可能仍是这个庞大的“无声”（silent）读者群中的一员。虽然对于离开家进入公共世界一事踌躇不已，但她最终还是鼓足了勇气决定出去试一试。她很快就在一家连锁店里谋到了一份差事，并一直做到了现在。她随后发现自己非常享受与其他“读者”的接触，而且随着她的自信心日渐增强，她开始为那些犹豫不决的购书者提供建议和选择。在她的通讯创刊号中，她叙述了之后发生的让她走上浪漫小说评论这条道路的事件：

很快我就发现，店里的一些常客经常会过来找我，征求我对于她们所选的作品的意见。我们店的区域销售主管也注意到浪漫小说这一总类的销售量急剧增加。采访和期刊约稿随之而至，而这又让更多的人注意到我那所谓的专业技能。

以出版通讯对每个月的新书进行排名，这其实是我女儿的主意。她认为这能让更多的女性读者获得建议。因为绝大多数的女性读者都知道，现在的书价一天比一天贵，而封面并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反映出图书的内容。[146]

在她女儿基特的帮助下，她在1980年4月份筹划、执行并撰写了第一辑的《桃乐茜的浪漫小说阅读日记》（Dorothy's Diary of Romance Reading）。虽然对于批评介入者（critical mediator）这个身份持保留态度，但她在她的首篇评论中解释说，她是考虑到顾客的强烈需求以及当前无法满足她们需求的生产系统，才愿意做出如此独断是非的行为。她评论道：“我知道有很多女性需要通过阅读来逃避现实，就像我之前几年那样。我也相信这是一种良好的治疗方式，而且成本比任何镇静剂、酒精或令人疯魔的电视连续剧——我的绝大多数读者都认为它们无聊至极——都要便宜得多。”她补充说，她想要择出“最好的，或者从不那么如人意的作品中撷取出相对好的作品，从而为读者节省金钱和时间”。她在结尾部分写道：“但是，我绝对不想剥夺诸位女士自己选择读物的权利，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147]

由于桃特仍旧觉得批评家——读者这组关系中隐含着等级，因此她在店里向顾客提供评价建议时，依然会很谨慎。对于那些向她寻求意见的女性读者，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约略地确定这名读者此前喜欢的浪漫小说类型。她在与我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如果她们跟我是同一类型的，我就会说，‘那么，你最近读过的好书是哪一本呢？’如果她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我通常就会顺着这一点往下说。”她的服务和半计划出版策略一样，都旨在确定早已形成但还未被充分表达出来的读者偏好，之后她会据此从规模庞大得多的已出版著作中选出恰适的作品，以满足对方的需求。相比于身处远方，试图通过市场调研来提供相同服务的出版机构，桃特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她是在读者购买的当时就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而这一点是不在场的出版商无法做到的。

桃特所获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与她对各种浪漫小说有切身的了解紧密相关。这样的了解源自她本人如饥似渴的阅读以及她坚持尊重读者及其偏好所具有的个人特质。在为人提供建议的过程中，当她最终向她的顾客罗列出待选图书时，这一特征就尤其明显。她叹道：“有时，有些人会问，‘那你说这三本书中哪本最好？’”虽然这类读者通常被认为是类型读者（category readers），而浪漫小说也多被看作公式化的成品，但她的回答表明了她对于读者和浪漫小说独一性（singularity）的尊重程度：

我会说：“它们都各有特色，它们并不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它们的故事设定大相径庭，我无法肯定你会更喜欢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因为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作品。”［但她们总会追根究底地问］“那你最喜欢哪一本？”我就会说：“别想套出我的观点。”我不会代她们选择，她们得自己从中做出选择，否则她们会人云亦云。我很喜欢一些女性顾客跟我说：“嘿，我可不喜欢那本书。”我就会问：“哦，那是为什么呢？”[148]

由于桃特非常敏锐地感觉到了读者对于纽约出版商所推出的部分作品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也意识到她们渴望保持自己个人的品味并满足这样的品味，于是，她便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为这种商业交易中的促进剂，让读者和出版商都能因此受益匪浅。与此同时，桃特也在继续保持着单个类型中的共有特性——这也是出版商试图合理化和标准化的东西。她所采用的策略即便不是有意识地要赋予读者以选择能力，至少在操作过程中也有此种倾向。在仔细考察一本书的特定历史背景，细数其中露骨性爱描述的篇幅，描述其所使用的暴力和残忍行为，评论它对于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刻画后，她提醒读者注意被评作品在这些基本特征上所采取的处理方式，而她的读者在评判一本浪漫小说的优劣时，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这些特征为量尺。

除了认可个体的品味、尊重个人的偏好外，对于她的常客来说，桃特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虽然我认为她以前或许没法像现在这样，总是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但她确实有能力向她的读者本人证明，她们对于浪漫小说的偏好合情合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她的多数顾客显然就是要来买浪漫小说的，但桃特发现很多女性都心怀愧疚，因为她们花钱购买的是这类时常遭媒体、她们的丈夫以及子女嘲笑的图书。桃特鼓励她的顾客为自己的阅读习惯感到自豪，并为她们提供了一套说辞，从而在那些自认为拥有更高品味的男性冷嘲热讽时反唇相讥。她反问那些女性，她们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与她们的丈夫无休无止地观看体育电视节目的习惯有何不同，之后便就此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辩驳回复，以让女性在论辩中为自己极其享受却被主流文化斥为轻浮和暧昧甚至露骨、色情的休闲爱好辩护。

桃特激烈地为其顾客的阅读权利辩护，声称这种悦己行为无论怎么看都并未伤害到其他人。而她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她所持有的一种坚定的看法，即女性总是其他人批评的对象，经常变成遭受不公正嘲弄的笑柄。虽然她并不是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种女权主义者，但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女性已遭男性忽视了数世纪；她也可以而且确实曾就这个话题发表过长篇大论。在我第二次去史密斯顿时，她毫不讳言地跟我说，她非常理解女性推动自由堕胎法出台的原因，并表示虽然她自己由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不会选择堕胎，但她坚信所有的女性都应有权利选择是否要为人母亲，也应有权控制她们自己的身体。她同时也认为女性应有工作的权利，并且理当与男性同工同酬。在我们的许多谈话中，她都愤怒而愤恨地指出，女性总是被“贬低”成幼稚、愚蠢，除了做家务或看肥皂剧外一无所长的人。

乍一看，桃特初萌的女权主义思想似乎与她的兴趣存在着深层次的冲突，因为就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曾指出的那样，这种文学形式所传递出的终极信息是“男人是女人的快乐之源”[149]。在此我并不打算否认浪漫小说中存在的传统观念，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桃特以及很多浪漫小说作家和读者都将这类小说视为女性胜利的成果。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详加阐释，在此我们只需要了解如下一点就足够了：在桃特看来，一部好的浪漫小说应围绕一个聪明且有能力的女主人公来展开，且这个女主人公最终会找到一个能够欣赏她的特殊品质，愿意以她想要的被爱方式爱护和照顾她的男人。桃特因此认为，这样的结尾说明了女性的独立和婚姻是可以兼容的，而非互相排斥。她评价最高且向读者力荐的浪漫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拥有“坚强”、“热情”的特质，且她们敢于“对抗男主人公”，能够柔化他，并让他明白爱护和照顾另一个人的价值。

为了充分考量桃特对于其顾客以及她们在浪漫小说上的偏好所具有的个人影响，我们有必要在此做出如下的说明。桃特是一个特别有主张且坚信女性能力的女人，因此当她就女性的悦己权利发表评论时，她不仅予她的顾客以支持，而且还为她们与她所共同热衷的活动赋予了合法性。我认为，除了提供这些急需的支援，桃特还在另一层面对她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在内的。她不仅悉心关注她的顾客以及她们的种种期望，而且还向她们介绍了那些看似女主人公离经叛道的作品，借此鼓励她们要有自信。因此，虽然史密斯顿读者群成员的浪漫小说优劣观与桃特的相似，但是很难说这些观点是受桃特的影响而形成的，或只是由于她是她们最能言善辩的支持者。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这个群体发现了一种可行的挑选以及解读浪漫小说的方式，从而在这些故事中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迥异于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承受的压抑和情感上的孤立无依（emotional abandonment）。对于桃特和她的顾客而言，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乌托邦的愿景；在那里，女性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自我感知（sense of self）与接受他人的呵护和照顾是可以共存的。

所有填写调查问卷的史密斯顿读者都是女性。桃特说，虽然她怀疑有些声称是“为他们的妻子”购买浪漫小说的男性事实上是给自己买的，但她经常给予建议的顾客清一色的全是女性。尽管进行过市场调研的少数几家出版机构并不愿意公布确切的数据，但来自禾林、西卢埃特以及弗塞特的工作人员都分别表示过，绝大多数的浪漫小说读者都是年龄介于25—50岁的已婚女子。比如说禾林的出版部副总裁弗雷德·科纳（Fred Kerner）便于近日告诉《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芭芭拉·布罗特曼（Barbara Brotman）：“禾林的读者中，女性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其中有49%至少从事着兼职工作。她们的年龄在24—49岁间，家庭平均收入在15 000—20 000美元之间，拥有中学文凭，但未读专科学校。”[150]禾林不愿透露更多关于其受众的信息，但一位公司高管的确曾告诉过玛格丽特·詹生（Margaret Jensen），不论是在年龄、家庭收入、雇用状态还是在地理位置上，禾林的阅读群体都符合“北美讲英语的女性人群”的简况。[151]他举例说，22%的女性人群年龄在25—34岁之间，而禾林读者群中这一年龄层的人也占据了同样的比例。西卢埃特浪漫小说系列的宣传总监卡罗尔·里欧（Carol Reo）也曾透露说，浪漫小说的受众几乎全是女性，同时表示西卢埃特65%的潜在读者年龄未满40岁，45%上过专科学校。[152]如果这些简略的细节信息准确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史密斯顿的读者或许更可能是西卢埃特的典型受众群，而非禾林的。[153]遗憾的是，由于无从获得有关于禾林以及其他浪漫小说种类的美国总体受众的详细信息，我们便很难对史密斯顿读者群的特性做出评判。但是，目前看来史密斯顿的读者显然比詹生所提及的禾林读者群以及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受众群都要年轻一点。

桃特和她的许多顾客都不喜欢禾林出品的图书，原因之一或许就是年龄上的差异。虽然桃特也评论过禾林出版的浪漫小说，而她的顾客中也有略略过半的人（24人）声称读过一些，但还有18人表示从未读过。此外，在桃特的顾客中，只有10人表示禾林的图书是她们最爱读的浪漫小说种类之一。这个群体中压倒性的多数人都偏爱历史类浪漫小说，共有20人（占比48%）将其列为她们最喜爱的浪漫小说亚类。[154]由于历史类浪漫小说通常比禾林的作品包含更多露骨的性爱描写，而且也倾向于刻画更加独立和无畏的女主人公，因此这种特殊的亚类自然就会吸引更年轻的读者——他们更不会被正在发生改变的性别行为标准所冒犯。如下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将禾林列为最爱的女性中，只有2人也同时选择了历史类浪漫小说。

此外，史密斯顿群体似乎也喜欢现代推理浪漫小说和现代浪漫小说，共有12人将它们列为自己的最爱。西卢埃特就属于现代浪漫小说类；和历史类浪漫小说一样，它也不像禾林的作品那么保守。它们不只是性爱描写更加露骨，而且还经常塑造婚后仍打算继续工作的职场女性。史密斯顿女性的品味和西卢埃特的作品内容颇有相契合之处，或许就是因此，这两个受众群体才都比相对保守的禾林的读者群要更年轻。

虽然各份调查报告的数据有所差异，但阅读浪漫小说很显然与成人初显期以及中年早期阶段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本研究中，史密斯顿女性对于何时开始阅读浪漫小说这一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其中有15人（36%）声称是在10—19岁的青春期，但有16人（38%）是在20—29岁间形成这一习惯。还有10人（24%）则是在30岁后才开始阅读浪漫小说。[155]

在我进行这份调查时，史密斯顿的读者群中有32人（76%）已经结婚。这一比例与詹生调查对象中75%的已婚女性占比几乎一致。[156]单身的史密斯顿女性有3人（7%），5人（12%）守寡或分居或离婚后未再婚。

除此之外，史密斯顿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人（70%）都有未满18岁的孩子。事实上，在这个群体中只有5人（12%）声称根本没有孩子。9名史密斯顿女性（21%）表示只有1个孩子，12人（29%）有2个孩子，11人（27%）育有3个子女，还有3人（7%）则生了4个。值得一提的是，只有5人（12%）说孩子还未满5岁，而表示至少有一个孩子不足18岁的女性有24人。11人（27%）声称孩子全都过了18岁。15人（36%）称孩子在10—18岁之间，还有15人（36%）至少有一个孩子过了18岁。鉴于史密斯顿这些读者本身的年龄分布以及这个群体第一次结婚时的平均岁数（19.9岁），因此她们的孩子相较之下偏大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不得不再次说明，由于调查样本的规模有限以及缺乏其他来源的支持数据，因此在做出假设时应十分谨慎。不管怎么样，就史密斯顿这个群体来看，阅读浪漫小说看起来与母亲的身份以及照顾非婴幼儿孩子有关。[157]这一点很合乎逻辑，因为年龄更大的孩子即便对于母亲仍有强烈的情感需求，需要她们提供呵护、督导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他们仍得去上学，这就会让女性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之后我们会了解到，呵护和照顾子女以及丈夫的良母贤妻职责让女性出现了情感枯竭（emotional drain），而直接化解了这一困境的恰恰就是阅读浪漫小说——至少在这些女性自己看来是如此。

鉴于史密斯顿的读者中有15人（36%）声称有10岁以下的孩子，因此，有多达16人（38%）表示在此前一周她们几乎是一天到晚地在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9人（21%）声称有兼职工作，还有9人（21%）则从事全职工作。此外，2人未就此作答，2人声称已经退休，1人登记为学生，还有3人表示她们当前失业正在寻找新工作。这些统计数据看起来与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研究结果类似；后者发现，33%的受访者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另外的30%则是拥有全职或兼职工作的主妇。这两项研究都表明，受访者通常是在每天满满的日程中，忙里偷闲地阅读浪漫小说。

弗雷德·科纳声称，禾林受众群的平均收入在15 000—20 000美元之间。虽然这一评论并无非常引人深思之处，但它与桃特的顾客所披露的细节也并不冲突。尽管有4人（10%）并未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群体中仍有18人（43%）表示家庭收入处于15 000—24 999美元之间。14人（33%）声称共同的收入在25 000—49 999美元之间，另外的4人（10%）称家庭收入超过50 000美元。史密斯顿的读者在经济上相对而言更加宽裕，这或许是因为桃特的书店位于这个州115个县中最富有的12个之一。根据美国197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史密斯顿的家庭收入中值接近11 000美元，而全州的平均家庭收入则略低于9 000美元。

在考察这个群体的阅读历史和模式之前，我想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声称拥有中学文凭的史密斯顿读者刚好占了一半。这群女性中有10人（24%）报告说在专科学校读了不到三年，8人（19%）声称有专科或以上的文凭。在这个群体中，只有1人表示未读完中学，还有2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再强调一次，史密斯顿的读者看起来不仅比禾林的读者要更富裕，而且她们的受教育程度似乎也更高——禾林集团曾声称，其读者群的受教育程度甚至低于北美女性人群的统计基准。

关于史密斯顿这群女性的个人背景，在此还有必要再提及最后一个细节信息：在桃特的顾客群中，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虽然有8名女性（19%）表示在过去两年里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仪式，但有15人（36%）声称“每周至少一次”，还有8人（19%）表示“每个月会参加几次”。另外9人（21%）坦言一年会参加几次，有2人（5%）未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女性都表示自己是某一宗教派别的信徒。8名女性（19%）坦言自己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且有8人（19%）勾选了“基督教徒，但非某一教派的信徒”。在这个调查样本中，勾选人数次之的两个选项，天主教和浸礼宗，在史密斯顿的女性中各有5名信徒（12%）。

在考察这些受访女性的阅读历史时，我渐渐地认识到，对于她们中的很多人而言，阅读浪漫小说只是她们在早年时就已经形成的休闲活动模式的一种变种。事实上，在桃特的顾客中，有22人声称她们为消遣而阅读的行为在10岁前就开始了。还有12人（27%）是在11—20岁间养成这种习惯。只有7名史密斯顿的女性（17%）表示她们是在成年后才开始进行消遣性阅读。这些结果与早先关于阅读习惯的形成研究一致。比如说，菲利普·恩尼斯（Phillip Ennis）在1965年时发现，在49%“当前为读者”的美国人群中，34%在年少时就开始阅读，而到了较大年纪时才有阅读习惯的人只占了15%。[158]

但当考察当前的阅读习惯时，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这些女性认为，浪漫小说才是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她们对于这类书籍的强烈依赖有力地说明了，它们有助于满足其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实际上，从史密斯顿的研究中，我得出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之一即是在桃特的顾客中，有多达37人（88%）表示她们每天都一定会阅读浪漫小说。在她的常客中，只有5人声称只是偶尔读一读。事实上，22名女性报告说每周的阅读时间超过16个小时，另外10人（24%）声称每周会阅读11—15个小时。[159]当被要求描述一旦开始看一本新的浪漫小说后的典型阅读模式时，11人（26%）表示：“如果没有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在看完之前根本就不愿意放下。”还有30人声称会读得“尽可能地多，除非被打断，或必须去做其他的事情”。在桃特的顾客中，没有一个人采用“每天几页，直到看完”的系统性阅读模式，仅有1人坦言，必须得在适当的情绪中才会进行阅读。这些数据表明，史密斯顿的女性在阅读时会非常投入地参与到故事之中，而且，一旦进入到浪漫幻想之中，桃特的这些顾客就不太愿意在未看到叙事文本中的大结局之前回到现实世界。

由于强烈地渴望阅读故事并体验大结局所唤起的情绪，史密斯顿的很多女性于是都别出心裁地发展出了自己的策略，以确保自己能看到故事合情合理、不出所料地止于预期的叙事完结位置。虽然她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归类浪漫小说，但其中最基本的一种区分方法就是将其分为“快速读物”（quick reads）和“大部头”（fat books）。快速读物指的是页数少于200页，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能看完的作品。在这些女性看来，禾林、西卢埃特和绝大多数的摄政类浪漫小说是她们没有时间“一口气”读完一本厚书时，得空便能拿出来看一看的快速读物。比如说，当一名女性刚刚看完一本浪漫小说，但她还“不打算就此罢手”（这是一个受访者的原话）的话，她就会“抓起一本”她知道自己能在睡觉前看完的“薄书”。而大部头则一般会被留在周末或者应该不会被打扰的长夜阅读。这仍是因为这些女性不愿意在看到故事结尾之前被迫放下书本。在史密斯顿的读者群体中，这种不被打扰的阅读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为它让她们拥有了一种独自享受时光的快乐。[160]虽然我们要到第四章才会细致地考量浪漫小说的故事结构及其铺展对于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并详细地探讨这种叙事和情感上的收尾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此指出的是，史密斯顿的读者采取种种策略，以避免阅读的中断或不连贯性，这表明她们强烈地渴望看到故事的结尾，从而实现或获得她们早已预期到的情感满足（emotional gratification）。

这些女性每周阅读的浪漫小说数量证明了她们对于这一文类的熟稔程度已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虽然桃特的顾客中有26人（62%）声称除了浪漫小说外，每周会阅读1—4本的其他图书，但逾三分之一的人（15人）表示每周会阅读5—9本浪漫小说。还有22人（55%）每周会看完1—4本浪漫小说，另外4名女性则表明，在同样的时间里，她们会看差不多15—25本浪漫小说。最后的那个数据让我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她们每个月的浪漫小说阅读量多达100本。鉴于这项研究进行时，出版商每月的图书发行量远少于这一数据，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些女性有可能会阅读以前的浪漫小说，但这个数据仍显得言过其实了。即便如此，这还是证明了桃特的顾客阅读了海量的浪漫小说。

虽然她们长期阅读这类书籍可能会显得异乎寻常或离奇古怪，但如前所述，扬克洛维奇关于浪漫小说阅读的研究还发现，浪漫小说的读者通常都是阅读狂。不过，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像史密斯顿的读者那么着迷。遗憾的是，虽然扬克洛维奇的研究发现浪漫小说的普通读者在过去六个月里阅读了9本小说，然而这个结论并未告诉我们，阅读量超过这一水平的读者占多大比例。此外，即便40%的书饕们（那些在过去六个月里读了逾25本书的人）声称曾读过一本浪漫小说（这显示高阅读量和浪漫小说阅读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但这项研究并未告诉我们，在这些浪漫小说读者中，究竟有多少人的阅读量接近于史密斯顿女性所报告的数据，即每六个月阅读24部到逾600部的作品。[161]我认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史密斯顿群体对于浪漫小说的依赖度是偶尔看一看的读者所无法比肩的。更确切地说，桃特的顾客是那些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感同身受地（vicariously）置身于一个幻想世界的女性。这些女性也坦言，这个世界与其真实栖身的世界几无共通之处。显然，这种体验必定会提供其所希求的某种愉悦重构（reconstitution），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只是为了消磨空闲时间，而在一项活动上花费如此之多的精力和财力。

这些女性在回答一道关于其阅读浪漫小说缘由的定向回应提问时证实了这一点。当被要求从一份罗列了8个阅读浪漫小说的原因选项中选出3项并进行排序时，19名女性（45%）将“单纯的放松”列为第一选项。另外8名读者（19%）称她们阅读浪漫小说是“因为阅读只是我个人的事情，那是我的时间”。还有6人（14%）声称她们是“为了了解与异域和历史有关的知识”才阅读。与此同时，还有5人（12%）坚称她们的主要原因是“逃离我的日常问题”。如果将这些第一选项与进行阅读的第二、三重要原因的得票数相加，则各项原因的总得票数如表格2.1所示。

如果仅仅从这些概要性的答案出发，我认为可以合情合理地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于史密斯顿的女性而言，阅读浪漫小说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体验本身不同于日常生活。它不仅能让人从日常问题及责任所制造的紧张中脱身而出，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女性可完全独自享有并专注于其个人需求、渴望和愉悦的时间或空间。这同时也是一种通往或逃到异域，或者说不同时空的方式。

在此，我必须得做一个重要的说明：史密斯顿的女性对于第二份调查问卷的回答，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与她们之前给我的答案（包括和我进行的面对面交谈以及第一份调查问卷）很不一样。在我于1980年6月份进行的初次访问中，我们就阅读浪漫小说的原因所进行的谈话大量地出现“逃离”和“教育”等字眼。同样在第一份调查问卷中，当被要求简要地描述浪漫小说在哪些方面“优于”当前可获得的其他图书时，首批受访者中有14人主动表示，她们之所以喜欢浪漫小说，就是因为它们允许她们“逃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回答中，“放松”只出现了一次，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的概念则根本无人提及。

表格中的c和e选项最初是由两位异常能言善辩的读者在访谈过程中提出的。这两位读者对于“逃离”这个词的阐述比其他绝大多数的女性都要全面。她们认为这两个选项与它同义，但她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这两个替代的回答，因为它们并没有那么明显地暗示出想要逃开“真实”世界中的义务和责任的渴望。虽然其他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勉强接受了第一份调查问卷中的“逃离”这个词，但她们也认为女性读友的措辞会更好一点。当这些措辞被引入小组访谈中时，其他的女性也赞同阅读浪漫小说的最佳功能就是让人享受放松以及自我犒赏（self-indulgence）的时光。由于这种转变似乎暗示了她们所怀有的种种愧疚情绪，因此我决定在第二份调查问卷中添进上述两个更能让人接受的选项。虽然c和e选项都隐含着从当前不那么让人愉悦的状态进入一个最后更令人满意的世界，这个特性显然证明了阅读浪漫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一种疗愈性的释放以及代入愉悦感（vicarious pleasure）的提供，但这些女性更愿意接受这两种措辞而非她们第一次的自然反应，这一事实又显示了这些女性对于阅读浪漫小说的价值和合宜性（propriety）怀着复杂的情绪。[162]

在回答最偏爱的阅读时间以及阅读最喜爱的浪漫小说的习惯这些问题时，这些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她们将阅读浪漫小说视为一种镇定剂或恢复剂。当被要求从七个陈述选项中选出最能描述其阅读模式的一项时，24人（57%）避开了特指一天中某个时间段的具体陈述，而选择了更加笼统的说法：“很难说我通常是在什么时间段阅读，因为我是得空就会读。”另外14人声称她们通常是在夜晚阅读，因为白天的时间多会被家外的活动所占用。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浪漫小说都与旧时的杂志不同，这些女性并不是在无所事事之时随手拿起一本打发空闲的时间。相反，在这些女性看来，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非常享受且有益的活动，因此她们会有意识地将它安排进忙碌的日程之中，尽其所能地经常和持续进行这项活动。

就史密斯顿的女性而言，重读好书不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习惯，而且最常出现于她们深感压力或消沉的时候。桃特的顾客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她们会“不时”（21人）或“经常”（11人）重读最喜爱的作品。她们在访谈中解释说，之所以会在感到悲伤或闷闷不乐时这么做，就是因为她们确知所选的作品会对她们的情绪状态产生何种影响。皮特·曼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他所调查的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读者中，46%声称“非常频繁”地重读好书，还有38%报告说“时不时”就会重复阅读。[163]可惜的是，他并未提供女性为何以及在何时进行重复阅读的详细信息。虽然这类女性有可能是为了细品特定情节中的细节而重读，但史密斯顿的绝大多数女性显然不是出于这一目的。对于她们而言，重读显然是一项为了提振精神而进行的活动。以下这段来自第一份调查问卷的评论便准确地说明了史密斯顿的女性所认为的日常需求和阅读浪漫小说的作用这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浪漫小说不会让人沮丧，而且很少会让人在其中感到悲伤。当我是为了获得愉悦而阅读时，我希望读一些欢乐的、能让我跳脱日常生活的东西。就这种效用来说，浪漫小说是最好的读物类型。虽然我通常都很积极乐观，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这种心态也会被消磨殆尽，这时就得靠浪漫小说来让我重新振作了。”纵然桃特的所有顾客都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的浪漫小说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但当她们的需求非同寻常地急切时，她们常常拒绝进行几乎没有风险的“冒险”——翻开一本新的浪漫小说。相反，她们会去翻之前已经看完的浪漫小说，因为她们心里十分清楚故事的大结局将会对她们产生何种影响。如此看来，在评价浪漫小说的价值时，我们既可以从它唤起的相同反应来看，也可以从它所允诺的各种奇遇情节来看。[164]

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顿的读者完全不认为她们阅读的小说千篇一律或公式俗套。一方面，她们不愿意承认浪漫小说中的形象都很相像。比如说，当我要求桃特的女儿基特描述一下历史类浪漫小说中的典型女主人公时，她如是解释道：“没有什么典型的女主人公，她们必须各不相同，否则大家就是在一遍又一遍地看同样的故事了。”她的观点常常与其母亲的顾客产生共鸣，后者全都表示非常看重浪漫小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这同一批女性却对浪漫故事中应有的元素抱着相当严苛的期望，一旦这些惯例被破坏了，她们就会感到失望和愤怒。在我与桃特进行的第一次访谈中，她提到了一个作者，说她向出版商投递了一部历史类小说的稿件。虽然这位作者一再解释说这部作品并非浪漫小说，但出版商坚持为它制作了一个标准的浪漫小说封面，希望能在广阔的浪漫小说市场中大卖。桃特说，这位作者深知这会触怒受众，因此“当她收到愤怒的读者来信时，她并不感到讶异”。由此可见，要想取悦常规的读者，浪漫小说就不能太过偏离正轨。她们期待并且确实依赖于特定的事件、角色和故事发展来获得其所希求的体验。

桃特本人也经常发现，有时她觉得很有必要让她的顾客改变一成不变的期望，比如在发现一本她认为虽然不按常规出牌却应该会让她们读得心花怒放的浪漫小说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就拿《遂心如意》（The Fulfillment）这本书来说：桃特很喜欢它，热切地想要与她的女伴们分享它，于是她就精心准备了一番话，以劝说她们把书买下，回去从头到尾地读一遍。我逐字逐句地抄录了她对于那番话的复述：“这是一本好书，请诸位不要将它看作一本平庸无奇的书。它不是的。在看到这本书的某一个地方时，你可能会想要扔下它，你可能会说，‘桃特可没有跟我说起这个’，但我要说，‘别扔下。继续读下去’。她们中的每一个人过后都跟我说：‘你说得对。我一度在想，她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本书？’她们说：‘但我照你说的，继续读了下去，然后发现它真的很棒。’”这本书的问题在于，男主人公在故事进展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就死了。但由于作者构架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复杂情节，以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让女主人公同时与另外一位同样魅力十足的男性产生交集，因此这些女性并不认为她的骤然结婚令人厌恶。但如果没有桃特巧妙的鼓励，这些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许永远都不会在男主人公死后继续读完这本小说。

桃特也努力地在她的通讯中猛轰那些一成不变的预期（set expectations）。她时不时地告诉书商和读者，有些作品被出版商们错误地归到非浪漫小说的种类中。她认为，错误的归类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出版商真的不了解何为浪漫小说，因此花了太多的精力在无谓的表面细节上，由此导致了错误的定位（identifications）。由于杰奎琳·马汀（Jacqueline Marten）的《恐怖幻觉》（Visions of the Damned）就遭遇了这种不幸的命运，桃特因此试图提醒她的读者注意这种有问题的分类。她的这种举动为正确定位浪漫小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而这种定位正是那些女性读者所依赖的标准——虽然她们声称每一部浪漫小说都各不相同。在谈及马汀的那部作品时，她写道：“这本书由于封面和标题而被归类为灵异小说。真是天大的错误！《恐怖幻觉》是我近来读过的最好的爱情小说之一。拿起它读一读吧。我爱死它了。”[165]虽然《恐怖幻觉》专注于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和轮回转世说，但桃特认为，这部作品本身的情节结构就是它为浪漫小说的原因。她解释说，马汀的作品之所以可被称为浪漫小说，不只是因为它运用了浪漫小说的题材，更在于书中恋爱关系的发展方式。就像桃特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所做的评论那样：“不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浪漫小说。”有些只是关于恋爱的小说而已。

如果以史密斯顿读者的要求来看，那么，一部浪漫小说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一个关于一名女性的故事。但是那名女性也不能仅仅作为男主人公的战利品而出现在大部分的篇幅中，就像埃里希·西格尔（Erich Segal）《爱情故事》（Love Story）中的珍妮·卡维勒瑞（Jenny Cavileri）一样。在史密斯顿读者的眼中，这部作品并不是一部浪漫小说。一个故事要想有资格被称为浪漫小说，它就不能仅仅顺叙恋爱期间发生的事，更要描述成为一个人关注对象的那种感觉。桃特的顾客坚称，要实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只能从女主人公的视角来讲述故事，虽然这是惯常的做法。在桃特的常客中，有5名女性拒绝阅读第一人称的小说，因为她们想要了解男主人公的想法；另外10人表示，她们更喜欢看双方观点都有所表现的作品；还有23人声称她们对于叙述者的身份并无偏好。但是，所有与我交谈过的女性（不管她们对于叙事文本持有何种品味）都承认，当女主人公努力去理解、预测以及应对男主人公那模棱两可的殷勤，而这位男性终究还是无法理解她的感受时，她们想要感同身受地体会她的处境。当读者想象着女主人公与一位异性邂逅后可能出现的情节发展与结局，接着再一次地发现，由于男主人公无法自拔地恋着女主人公，她因此得以再次躲过那始终存在的可能灾难而转危为安——这样的想象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微妙的紧张、期待和兴奋之感，而这恰恰就是这种经历的核心所在。

在品评浪漫小说的特质时，史密斯顿的女性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强调浪漫小说中爱情叙事线逐渐发展的重要性。以下两种界定一再地在其他的评论中得到呼应：

通常说来，书中的两个人是因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走到了一起，慢慢地爱上了彼此，并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努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为了某一个理由而结为连理。它们都是一些轻松惬意的读物，总有一个让人觉得心情舒畅的幸福结局。

我认为一本浪漫小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遇、相知，最终热恋的故事——不论他们最后是如胶似漆还是劳燕分飞——他们（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都知道，当前他们爱恋着彼此。

在讨论这个文类对于通常被称为“爱恨交织的关系”（a love-hate relationship）这一内容的特有偏好时，这些女性经常明确有力地表示，她们非常看重过程和情节的发展。由于每一个浪漫叙事文本都必须在过程中制造一些冲突，让这对恋人因此分开，直到适当的时机再复合，因此很多作者都乐于让误解或不信任从中作梗，从而延迟这对恋人终成眷属这一圆满结局的到来。由于男女主人公双方都妒火中烧，或一方怀疑另一方的动机，最终导致两人无法互相信赖，因此，即便两人“相爱”着，他们也要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他们对于彼此的不屑之情。虽然这种冲突桥段常常以这对恋人突然都意识到误解才是两人关系的绊脚石而瞬间烟消云散，但是史密斯顿的女性都无法认可如下的结局：在小说的最后两页，男主人公猛地发现他一直都误解了女主人公，于是他的憎恨即刻化为满腔爱意。桃特的顾客都不喜欢这种“变脸式的转变”，她们更喜欢看到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慢慢地克服了不信任和猜疑，自然而然地爱上彼此。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史密斯顿女性都认为这个文类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爱情描述成一种渐次萌生的过程，但约略过半（23人）的人相信它是这种叙事文本中“最重要的三大要素”之一。当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对这一文类的叙事特征（narrative features）进行排序时，不出所料，桃特的顾客大多都赞同说美满的结局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份列着11个选项的清单中，有22名女性选择了这个选项，认为它是浪漫小说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总的来说，共有32人将它排为第一、第二或第三重要的要素。在“最重要”的要素类别中，得票数第二高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缓慢但持续发展的爱情”，共有23人将它排为第一、第二或第三重要的要素。在桃特的顾客看来，几乎同等重要的是浪漫小说要包含“男女主人公最终在一起以后的一些细节内容”。[166]有22名女性认为这是这个文类中最重要的三大要素之一。表格2.2概述了史密斯顿女性对于这些选项的排名。

圆满结局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进一步地佐证了如下观点：浪漫小说最为人看重的就是它们具有提振读者精神的能力。这份排行单显示，浪漫小说的这种能力源于它让读者感同身受地参与到一段恋情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且，在最好的浪漫小说里，通过描述男女主人公终于结成连理后的共同生活，读者得以享受到这段感情臻至圆满的幸福感。鉴于详细的性活动描述相对不那么重要的评选结果，我们或许可以说，就浪漫小说而言，史密斯顿的读者更热衷于言语上的谋篇布局。也就是说，她们更想要看到对遭误解的行为进行重新阐释以及双方昭告对彼此的爱慕之情，而非通过视觉想象而来的性接触描述。

比特阿丽丝·弗斯特（Beatrice Faust）近日在《女性、性和色情作品》中论证说，女性的性欲“注重触觉、言语、亲密、温柔和过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一夫一妻制”。[167]她将这些特质归因于生理倾向（biological predisposition）和通过教化而形成的社会强化。[168]虽然弗斯特依赖于生物学去解释女性在性活动中的倾向以及她认定这种特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断言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她同时得出的另一个观点至少适用于史密斯顿的女性：女性并不会因为视觉上的展现和露骨的身体接触描述——这些都是男性色情产品的典型特征——而感到兴奋。相比于巨细靡遗地描述身体接触，桃特和她的顾客对于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反应更感兴趣。值得玩味的是，史密斯顿的女性解释说，她们不喜欢露骨的描述是因为她们更倾向于自己想象这个场景中的细节。她们希望能参与到慢慢滋生的爱情和信任的过程之中，见证女主人公最终被一名坦言他同样“需要”她的男性所关爱的渐进过程。这种在性活动中的心理说明，史密斯顿的女性确实是希望女性被人以一种温柔体贴、呵护备至且全心全意投入的方式所对待。在此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偏好也暗示了她们怀有一个同样强烈的希望，即想要看到一名男性依赖女性。

虽然桃特的顾客无论如何都不愿与我讨论她们是否会因为浪漫小说中不断升级的性挑逗而感到性兴奋，但她们很乐意承认，在阅读浪漫小说时，她们最享受的就是有机会将自己投射到故事之中，成为女主人公并分享她的惊喜，以及因为受到一个视其为珍宝，认为她值得被爱的人的全神关注而慢慢被唤醒的快感。她们将这种偏好详尽地阐述为一种条理清晰的标准，并用于判别浪漫小说的优劣：一部浪漫小说是好还是坏，其主要的分别就在于它描述男主人公对待女主人公的方式。

大量关于量产娱乐产品的畅销甚至学术著作都做出了通常来说言之有理的断言，即这样精心设计的情节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它是出于最大化利润的考虑，是为了迎合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的品味。[169]但是，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小说是出自一些真心诚意、本性纯良的人之手。这些人本身也是他们所创作之文学形式的消费者，并且确实拥护其所负载的价值观。虽然出版商通过使用精心编纂的“作家提示”以努力实现浪漫小说出版的合理化，但是这个文类的作品并非全都是由那些职业写手创作。在这个领域虽说有不少最受欢迎的作家是专业作家，然而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只是想要写写自己爱读的东西才从事这种文类的创作。最受史密斯顿的读者喜爱的作品多半就是这些人的作品。

例如在一封刊载于桃特通讯上的致读者信中，拉维勒·斯宾塞（LaVyrle Spencer）解释说，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缘于一位非常特别的女士——凯瑟琳·伍德威斯”，后者的《火与花》“让我极度入迷，我因此决定自己写一部也能让女人们的心因为期待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的作品”。她还写道：“我甚至入迷到了跟自己说‘我想为了她——凯瑟琳写这本书’的程度。我希望能让她拥有一个非常快乐的阅读体验，就像她给我的一样。”[170]《遂心如意》就是这一灵感的结晶。

另一位成功的作者裘德·德弗罗克斯（Jude Deveraux）也在桃特的通讯上讲述了伍迪威斯在她决定成为作家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她非常喜欢《火与花》，因此看完后就立马冲出去又买了两本浪漫小说，想要再次体验伍迪威斯的作品所给予她的快乐。“我本来打算看个通宵”，她向桃特通讯的订阅者解释说，但“到了10点钟，我就觉得厌烦无比，于是把那两本书扔到了房间另一头。里面除了强奸还是强奸”。她放弃了，关掉了灯并开始思索起来。“如果我读到了一部完美的浪漫小说，那它的情节应该是怎样的呢？”德弗罗克斯一整晚都在心里构思着对话，第二天醒来后她就开始写作了。由此而来的作品即是《魔法之地》（The Enchanted Land）——其中独立自主的女主人公和体贴周到的男主人公常常被桃特的顾客列入最喜爱的角色名单之中。[171]

即便是如珍妮特·戴利（Janet Dailey）这样高产得惊人的专业作家也坦言，她之所以开始从事这项为她挣得百万家产（根据部分评论家的估算）的事业，主要是因为她想创作出像她自己最喜欢读的那类作品。[172]在丈夫鼓励她放手一试后，她写出了第一本浪漫小说。从1968年开始，她的作品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阅读，这间接地证明了她对于读者的需求了然于心。

鉴于很多浪漫小说作家在开始笔耕之前都是浪漫小说的读者，因此她们对于浪漫小说的看法可能与她们的读者类同也就很合情合理了。当然，这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因为很多浪漫小说被读者认为是失败之作。另外一些畅销的作品并未能取悦所有的受众，这证明了作者和读者在定义与观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比如说，罗斯玛丽·罗杰斯就遭到史密斯顿读者的一致厌恶。后者认为她的作品“没有价值”、“道德败坏”和“邪恶变态”。她对于浪漫小说的看法至少无法代表这个中坚读者群体。

虽然存在这样的特例，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史密斯顿读者关于浪漫小说的观念与那些自身也是狂热读者的作家在其关于这一形式的评论中所流露出的看法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比如说，菲利斯·惠特尼曾在一篇名为《创作哥特小说》的文章中告诫野心勃勃的作家：“没有情感，就没有故事——这是定律！”[173]她解释说，虽然说赤裸裸的性描写绝不应当出现在一部哥特小说中，但这种禁令并不意味着这类小说就不能描写与性有关的感觉。她说道，事实上期待和兴奋的感情必须在情节这个表层之下“闷烧”（smolder），“应隐晦而曲折地描写，而非尽形于笔下”。惠特尼认为那样的话，“读者的想象力就会被你调动起来”。[174]她深知，像史密斯顿读者这样的女性会在女主人公以其全身心的“热烈的多情天性”回应男主人公时，与女主人公产生认同感，并将自己投射到故事之中。惠特尼同时也清楚，这些女性希望能不断地看到男主人公以女性最渴求的方式关心女主人公。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她在结尾处说道：“在真正的情爱场景中，始终都应当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温柔，对于女性而言这是性活动中的一个兴奋因素——詹姆斯·邦德正好相反。”[175]就像比阿特丽丝·弗斯特和史密斯顿的女性一样，菲利斯·惠特尼似乎也相信：“女性想要像她们爱孩子那样爱一个人并且以这种方式被爱——确切地说，就是以一种呵护备至的方式。”[176]惠特尼在结尾处提出了或许是最核心的建议：“如果你不喜欢阅读哥特小说，我很怀疑你能创作出这类作品……当我在写作时，我沉浸于我的女主人公和她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就我和那些浓眉的男主人公在一起！虽然我到最后才提及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不可或缺的首要元素。”[177]

她的态度与金字塔出版社（Pyramid Publications）的编辑珍妮·格拉斯（Jeanne Glass）不谋而合。这家出版社努力专门出版史密斯顿读者所喜爱的那种浪漫小说。格拉斯曾写道，浪漫小说中的性爱必须是“肉感、浪漫，让人感觉到喘息的——要足以让人的心跳加速，但又不能流于粗野、露骨，更别提从开始一直残忍到结束”。她补充道，它的主调必须是一种“对于女性情绪的了然：犹豫、怀疑、愤怒、迷惑、失控、欢快等”。[178]

这些评论显示，部分浪漫小说作者同意史密斯顿群体的观点：浪漫小说是一个爱情故事，并且爱情渐进发展的过程必须是从女主人公的视角来讲述。这些作家很清楚，这种文类的目标及存在意义（raison d'etre）就是它对于像史密斯顿女性这样的读者所产生的真实影响，即便可能只是短暂的。虽然在这种文类的部分变种中可能会出现露骨的性爱描写，但作者与他们的读者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即这种性爱描写的侧重点必须放在通过性接触来传达的爱情上，而不是它的实际细节。

如果将读者和作者对于自身经历的解读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浪漫小说就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只是一种获得自慰快感的借口。这种阅读体验的价值在于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受，而它所激起的那种感受则被女性读者本人解读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情绪健康和发自肺腑的心满意足感。这种感觉肇始于可感同身受地参与到一段具有如下特征的恋爱关系之中：在这样的关系里，男女主人公不只相互爱恋，而且男主人公还有极其不寻常的一面——他会温柔地表达自己的一腔痴情并关心女主人公快乐与否。由此就引出了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为什么读者会认为寻求这种特殊的间接体验是非常重要而且大有裨益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比较一下浪漫小说中的优劣作品。当被问及她们是如何评判一个特定文本的优劣时，史密斯顿的女性既提及了促使她们阅读的那种缺失感（deprivation），也谈到了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平息和控制的各种恐惧。

对于她们并不喜欢的作品，史密斯顿女性的反应显示了她们对那些令人不快的读物怀着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以及它通常唤起的那些感受。事实上，23人（55%）报告说当她们发现自己正在看的是一本烂书时，她们会即刻扔下它，并且拒绝读完它。有些人甚至会做出具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将那本书扔进垃圾桶中，尤其是当它严重伤害了她们的感情时。这就是劳拉·伯福德（Lolah Burford）的《爱丽克斯》（Alyx，1977）的通常下场；这部被出版商打着浪漫小说的幌子出售的作品常常被视为色情垃圾作品的典型。

这些女性中的另外9人（21%）表示，虽然她们不会读完这本书的余下部分，但她们至少会跳到结尾，“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结局”。我问莫琳，在一本书已经明摆着会让人着恼不快时，为什么她还一定要读完结尾？她解释说，如果读到一半就停下来，那么她就会一直陷于女主人公的噩梦之中无法自拔，因为在那时她就是那个女主人公。她的评论也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其他几名与我谈过话的女性也都有类似的行为。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莫琳也提及了最让她反感的作品类型：

莫琳：很多稍微厚一点的书都有强奸情节，有时甚至是轮奸。在我自己的生活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由于我会自我代入为女主人公，因此我也无法接受有这类情节的书。我讨厌自己阅读这样的书。但如果我开始读了，我就得让自己脱离那样的境况，因此我必须得继续读下去，这样才能脱身。

采访者：所以你必须读完每一部作品？

莫琳：是的，我必须读完。即便是一目十行，每页就只看一个词——有时甚至是直接看结尾。我必须看完。但这会给我留下经久难消的不适之感。

不管女主人公在故事铺展的过程中遭受了何等程度的暴力，但几乎所有的浪漫小说都会以两个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收尾，因此，阅读“圆满”的结局至少可以让莫琳在形式上安慰自己，女主人公最终还是获得了其应享有的幸福。正是由于她入戏太深，在情感上将它视为自己的经历，因此她无法简单地将这样的故事视为一部构思糟糕的小说。她和其他与她类似的读者一样，都认为有必要让那个想象中的存在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分享女主人公的最终成就——获得两情相悦的爱情。这正是所有浪漫小说阅读体验的目标。

对于史密斯顿的部分女性而言，她们强烈渴望在阅读中逃离糟糕的处境，并化解或抑制所有因这类作品而引起的不适之感。因此，即便看到了一部惹人厌恶的作品，她们却仍会坚持把它读完。事实上，桃特的顾客中有10人（24%）表示，不论一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她们总是会读完它。尽管如此，这种习惯并不能证明这样一种臆想，即读者希望或甚至需要看到女性受到虐待。相反，这标志了她们内心一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她们想要被告知，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理想的爱情仍有可能存在，而女性也终会得到男性的呵护和关心，纵然他表面上看起来粗暴而冷淡。

在此很有必要谈一谈浪漫小说的读者对于毫无疑问存在于部分小说中的暴力的态度，因为包括安·道格拉斯在内的不少评论者近来都表示，女性读者享受着其他女性遭受男性虐待的阅读体验。在《软色情文化》一文中，道格拉斯断言：“有些女性在看到《花花小姐》（Playgirl）中的男性裸体时并不会感到兴奋，但她们会享受观看自己的战栗之感——这个自己未必就是真正的她们，而是一些男性期望看到的她们：随心所欲，天真无邪，深深地着迷于男性的性能力和暴虐。”[179]虽然道格拉斯关于传统男性性能力（现在仍被视作不可抗拒之物，尤其是在她所讨论的禾林浪漫小说中）的看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近来的浪漫小说中，男性的暴虐确实已经开始惹人担忧，这不是因为女性为之痴迷或被它所吸引，而是由于她们发现，它越来越普遍，并且非常骇人。

克利福德·格尔茨坚称，所有的艺术形式（就像巴厘岛的斗鸡）都是“通过行为和对象的呈现”，“以让人易于理解的方式”表现“平凡的日常体验”；而那些行为和对象则“已被移除了实际的后果，被简化……为纯粹的显现（sheer appearance），从而更加有力地传达出意义，并让意义能被更准确地理解”。[180]如果确如格尔茨所言，那么，浪漫小说中对于男性暴虐的强调或许是为了探究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几乎已无可避免的事件的意义。浪漫小说中所流露出的厌女态度或许并不是因为女性读者认同它们，而是由于她们越来越想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

浪漫小说似乎也在探索，如果尝试着以某种形式的挑战来对抗日渐增强的暴力威胁结果会怎样。虽然这种情节设计的最终效果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只传达出千篇一律的信息。“别独自旅行”，“男人无法忍受这一点”，“男人不会就这样轻饶了你”，这些信息背后的动机若说是一种共识倒不如说是一种屈从。[181] 这种屈从则是源自对忽视这类信息所将招致的后果的恐惧。浪漫小说中的暴力或许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无能为力（inability）的产物——他们无力想象出一个可让女性获取并利用各种资源应对男性的压制和强迫的情境。

当结合史密斯顿的读者对于浪漫小说的偏好来分析她们的特点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尤其清晰的观点：这种文类起到了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当代文化习惯形成过程的作用。具体而言，当我们将读者最厌恶的事件和特征视为其恐惧的标志时，我们或许就能剥离出两性关系的关键特征和结果。事实证明，这正是最困扰史密斯顿女性的东西。在第四章中我将通过探究“理想的浪漫小说”来说明，那令人惊惧、总是对女性构成潜在威胁的暴力可能性之所以不只充斥于糟糕的浪漫小说之中，而且也侵入到优秀的浪漫小说里。这只是因为女性力图向自己解释这种情况会出现的原因。由于优秀的浪漫小说最终所给出的解释仍旧相当保守，难脱传统的范畴和定义，因此当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被呈现于文本之中时，它们总是被重新阐释为仅仅只是威胁而已。但是，如果浪漫小说对于男女关系的这种潜在结果进行了过于合乎情理的想象，或者允许其掌控整部作品的要旨使逐渐发展的爱情故事反居次位，那么，这种艺术形式的安全展现（safe display）作用就会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走向就会太过接近于日常存在中那令人惊惧的真实——这恰是它原本试图去解释的。这样一来，通常被浪漫小说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掩盖或最小化的冲突就会让这种形式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变得不值一提，甚至无法再取信于那些一般说来最信服它的女性读者。于是，浪漫小说就会暴露出其作为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意识形态的保护者（conservator）这一真面目。

在我对桃特进行第一次访谈时她便告诉我，她的顾客能够分辨出女性创作的和男性撰写的浪漫小说的不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度了解了这类“糟糕”浪漫小说的特征。她也和她们一样厌恶男性创作的浪漫小说。她解释说，男性鲜少具备“敏锐”或“敏感”的特质，而且绝大多数男性都无法写出作为优秀浪漫小说之灵魂的“温柔”（gentleness）。当我要求她详细阐述优秀和糟糕浪漫小说之间的区别时，她回答说后者“很变态，就是说，充斥着施虐受虐狂、残忍的行为以及所有这类东西”。她干脆利落地总结道：“我厌恶那些东西！”

根据她的读者对于下述问题的回答，她们显然也持同样的看法：她们被要求从一份列着11个选项的清单中选出三种“绝不应出现在浪漫小说中”的事情，结果有11名女性选择了强奸这一项，指其是最令人反感的特征；而悲伤的结局则被10个人选中。露骨的性描写、对女主人公或男主人公施以肉体虐待以及滥交则几乎获得了同样的票数。从表面上看她们的厌恶感不同，但如果综合她们的选项则她们所厌恶之物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些女性大多都赞同不让滥交或淫乱、悲伤的结局、强奸、身体上的虐待以及软弱的男主人公这些描写在浪漫小说中有容身之地。她们的这些选择完全契合于她们所持有的阅读浪漫小说有疗愈身心之效的信念。悲伤的结局意料之中地名列厌恶特征榜单的前列，因为它的出现会消除浪漫小说与日常存在的区别和距离。后者充斥着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小小失败、微型灾难以及持续不断的失望。此外，没有了美满的结局，浪漫小说就无法再负载男女关系可成功经营的乌托邦承诺了。

我认为，浪漫小说中的滥交之所以会如此遭唾弃，主要是因为这个类型是在为已经接受了所谓的“新道德”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探索两性关系的可能性和结果。绝大多数研究浪漫小说的学生都注意到，在1972年伍德威斯极其露骨的《火与花》面世后，浪漫小说的作者就开始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的女主人公刻画为拥有性冲动和肉体欲望的性生物。确实，伍德威斯的小说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畅销度以及其他人的迅速跟风模仿似乎表明，大量的美国女性都受到了19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性革命的影响。但读者对于滥交或乱交的强烈厌恶显示，只有在非常严格的界限之内性道德上的变革才会被容忍。这一点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旧是这样。因此，“优秀”的浪漫小说依旧坚持只有在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女性才会有欲望并获得满足。如果一个文本描绘了女主人公能够与数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而且还不会因此受到伤害或感到困扰的话，那么这个文本多半就会被归到“糟糕”的浪漫小说之列，因为它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具威胁性的暗示（implications）即无拘无束的女性情欲能够在父权制结构之外得到满足，而婚姻仍旧是这种结构得以延续的最有效途径。[182]这样的形象也太过偏离主题，近于声称男性并不关心女性的个性，只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就关心一件事。

事实上，史密斯顿的女性坦言，在她们对男性的乱交生活表示愤怒之时，她们也抱持着同等程度的怀疑，并且也不断地在抱怨这类浪漫小说，声称它们是在采取双重标准。桃特的一位顾客解释说：“我们不想听他们说如果你爱这个男人，你就会原宥他。”但她们也不想接纳男性的标准。桃特和她的顾客更希望男性学会去遵循她们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史密斯顿女性都坚信，性爱虽是亲密交流的绝佳形式，但它只有在双方深切关爱彼此并且愿意缔结婚姻契约的情况下，才能被正当化为两个人的共同探索。对于她们来说，浪漫小说既不应鼓励女性的反叛，也不要墨守成规，拒绝承认任何改变。相反，它应是一种认知上的探索，通过把有关于女性情欲的态度变化引入传统的机制和结构（它们被视为对女性利益的一种保护）之中，由此探究来采纳和处理这一认知变化的可能性。

强奸和对男女主人公施以身体虐待之所以遭到拒斥，很显然是因为读者希望能看到一个更加幸福和安然无事的存在模式。但这类特征惹人厌恶的其他原因或许还在于浪漫小说从来都不只是爱情故事而已。它也是女性探索父权制对于她们有何意义的方式之一。因此，它势必会涉及各种情境下的男性握有权力并时时对她们行使这一权力的事实。虽然浪漫小说描述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但它并不是在维护她的这种处境。相反，它是通过考察一种屡见不鲜的情势（state of affairs），进而提出可能的应对策略。在浪漫小说中描述女主人公遭到男主人公的误解，并因为他的误会而被虐待和粗暴对待，之后却又由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她的行为，于是女主人公又得到了百般的爱惜、保护和关心。这样的小说其实是在告诉它的读者，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去应对的轻微暴力行为同样也可被重新解读为误解或因“真爱”而产生的忌妒的结果。读者便会因此确信，这些行为并不值得她们对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的改变或可能带来创伤的剧变。[183]

在史密斯顿的女性看来，伍德威斯在处理被一位读者称为“有点说服力的说辞”（forceful persuasion）的情节时，其方式还是能让人接受的。因为她们都在她的游说下心悦诚服地相信，男主人公在性方面对女主人公的控制是出于他的激情和她那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事实上，有一家出版社深谙此道，它在发给潜在作者的写作指示中表示，虽然他们不建议描写强奸场景，但如果作者认为这一情节有意义的话，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允许出现。[184]这份指示详细说明道，假如这场强奸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它必须“绝不是出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暴力动机”，因为如果是一个真正关爱她的人做出这种事，“女性的幻想就会失控”。只有当“真实的强奸”“能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并且是发生在女主人公以外的人身上时，这样的情节才允许出现。

对于绝大多数的史密斯顿女性而言，残酷或“真实”的强奸都会破坏那细微的平衡，因为她们都认为，一种明显的恶意行为是无法被原宥的，也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她们无法理解女主人公如何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从而忽视这种事情，原谅那个曾经虐待过她的男人，之后还慢慢地爱上了他。就像桃特最直言不讳的顾客之一安说的那样：“如果他们（男主人公）为了在意志的斗争中取胜，就老抓着性这东西不放手，把它当成一种掌握控制权的武器，那我会烦死的。在禾林的作品中，我经常看到这类情节。我认为这样的作品非常糟糕。”在那些已经读完禾林最新作品的访谈小组成员中，她的这席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女性全都赞同地表示，禾林的新作以更加露骨的笔触大篇幅地描写男性的暴力，这一点让人非常厌恶。其中好几个人甚至坦言，为了不再遭受这种形式的男性权力的蹂躏，她们已经停止购买禾林的作品了。以下是桃特的另一名顾客对于禾林作品中几个情节的解读：

在最新的8部作品中，有4部这么写——他们结婚了，之后又分开了4年到8年。突然有一天，他认为他们应该在一起，于是他惩罚了她。最后他们又在一起了，并且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这是在他惩罚了她之后！就是这样！

听起来真是糟透了。

是的，这些书都是这样的。他耍手段把她骗了回来，或与他再相遇之类，而他又能捏着她的软肋，不是情感上的就是身体上的——他要么带走她的孩子，要么毁了她的父亲。他现在决定要夺回她了。因为她现在已经变得足够好，配得上他了。[185]

这名读者对于浪漫小说中这种典型解释模式的嘲弄清楚表明，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因为激起了无理性的激情之爱而冰释前嫌。虽然在整个浪漫小说的受众中关于可接受度的观点或许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就桃特的读者而言，她们在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上持一致看法。对于她们来说，只有当暴力被慎之又慎地加以描述，并得到小心翼翼的控驭，或它清晰无误地可溯源自男主人公的激情或忌妒，那样的暴力才是可接受的。换言之，如果它展现了残酷和邪恶的一面，如果对于它的描写巨细无遗且是许多男性都会做出的行为，或者，如果它被描述为是一种明显渴求权力的产物，那么，上述那些女性就会认为这样的暴力咄咄逼人而且令人反感。她们在“有说服力的说辞”和“真实的强奸”之间所划的这道古怪而牵强的区别界限，其实主要是缘于她们一个相当迫切的需求：她们想要知道如何应对日常生活中男性拥有权力和力量（force）的现实。

我猜想，她们之所以愿意看到男性的力量被诠释为一种激情，原因也在于她们希望自己在“如意”郎君的眼中魅力十足，让他着迷到根本不愿意接受“不”的回答。由于他认为她让人无法抗拒，于是女主人公就无须为自己的情欲感觉负任何的责任。她由此也就避开了是否要听从它们并采取行动的艰难抉择。虽然在浪漫小说的幻想世界中，女性的情欲已经获得了一席容身之地，但是，最终须为其负责的个体并非女性本人，而是再一次地成了男人的事。

如果说糟糕的浪漫小说透露了困扰其女性读者的恐惧和担忧，那么，它们与优秀浪漫小说共有的特点则指向了通过完美浪漫幻想得以实现和满足的重要需求和欲望的存在。根据桃特和她顾客的看法，一部浪漫小说要想比其他的作品更胜一筹，就得在故事的三个方面下功夫。这包括女主人公的个性、男主人公的品格以及男主人公追求和赢得女主人公感情的特殊方式。如果这些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妥当，那么就算情节再独出机杼也无法让那部小说逃过被扔进“垃圾堆”的命运。

在第一次与史密斯顿的读者讨论浪漫小说时，我惊诧地发现，每一部作品在被存入她们的记忆之中时，无一例外的都是关于特定女性的故事。有些作品会主动勾勒出大概的剧情——通常都是一种精炼的故事梗概，以有关女主人公的描述开始，接着便从讲述者的角度叙述她将经历的主要事件。由于女主人公在浪漫小说中明显占据着中心位置，并且史密斯顿的女性也承认她们常常将自己投射于女主人公的生平遭际之中，因此，她们对于女主人公的品性抱着极其严苛的期许，同时对于她应有的行为也相当在意。

因此，她们对于女主人公的感觉便始终如一。事实上，她们对于匿名调查问卷的回答与口头表述出来的偏好并无任何差异。当我问说，一个形象动人的女主人公应具备什么特点时，桃特的顾客做了意料之中的回答，即她必须有以下三种特质：才学、幽默和独立。在回答调查问卷中关于她们最希望在女主人公身上看到的特质这个问题时，19名女性（45%）从这份列了9个选项的清单中选择了才学，9人（21%）选择了幽默感。其他获得多数票的特质则是有女人味和独立。统合这个群体的排序数据，则才学、独立和幽默是得票数远高于其他选项的三种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至少勾选过一次才学（79%）和幽默感（74%），独立则被近半数（48%）的史密斯顿女性所青睐。而带有娴静顺从之隐含义的女人味仍为14%的史密斯顿读者所看重。

有人可能会心生疑问，为何要在此强调女主人公的才学和独立品性对于史密斯顿女性的重要性。因为研究这个文类的学生中，非常多的人都“客观”指出，女主人公具有典型的被动性和令人心生怜惜的无助感。[186]然而，这种严苛的分析性判断常常是基于对如下情节的评估：女主人公最终成功解开了一个谜团，表达了自己的欲望或拒绝屈服于男主人公的威吓。一言以蔽之，她的行动结果都须接受一种标准的衡量，而这一标准的最高要求是一名独立自主的女性能够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完成工作。与这种理想型的女性相比，浪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当然要逊色许多，但是很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是桃特还是她的顾客，都不认为这样的理想女性有吸引力。她们也不会详察和评判女主人公在实现变革或让其他人照其意愿行事方面的功绩并由此评价她的品格。相反，在对女主人公的能力、才能和职业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简略的观察评论后，她的个性在故事开始时便已无可避免且根深蒂固地定型了。由于史密斯顿的女性会不加深究地全盘接受这些断言，因此她们不会再去搜寻那些可能会批评或修正女主人公早先肖像图的插曲。她们不只相信女主人公是真诚地渴望能够自食其力，而且也坚信，那个总是对她打算采取的行动横拦竖挡但永远有情有可原的环境与现实世界几无不同。总的说来，相比于女权主义批评者，史密斯顿的女性显然更愿意承认男性握有权力的必然性和现实，并且认识到了将女性的能力局限于只为一己之利益而行动的社会成见之力。此外，我必须得说明的另一点是，她们也并不排斥如下的观念：为了维护一段长久的、双方一致认可的目标高于一己私欲的男女关系，女性想必甘愿牺牲绝对的自我利益。

我想在此说明的一点是，如果一种分析是生发于读者所持有的且确将影响文本的信仰系统之内，那么，对于人物行为意义的分析性阐释就更可能会趋同于它构建时的意义以及读者自己对它的理解。于是，那些用于解释女性渴望体验这种特殊幻想的理由也就更有可能近似于真正触发了读者决定拿起一本书来阅读的动机。对于一个早已将男女具有同等能力这一主张视作确定事实的女性而言，浪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可能会显得愚蠢、依赖，甚至会让人觉得可悲，但是对于其他仍不确定这种平等是一种事实存在，或她自己是否赞同这种主张的女性而言，女主人公则显得很有胆量，甚至相当果敢。

与此同时，史密斯顿的女性似乎与女性运动的承诺和威胁以及后者愈加贬低“普通家庭主妇”的智力和能力的文化做着斗争。因此之故，虽然她们仍旧相当保守而且很可能会承认传统男女关系的合理性，但她们同时也很反感那些仍旧轻视“女人的工作”的男性以及将母亲和家庭主妇贬低为愚昧、怠惰和无足轻重之人的“女性解放者”。她们渴望浪漫小说的女主人公如她所宣称的那样有才情且独立，即便她也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并且视是否被爱为人生之要务，而这样的渴望则是生发于她们自己显然未意识到的祈望，即在传统的机制和两性关系中享受到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一些裨益，而这就是女主人公应具备特殊能力这一简单主张所附载的最高价值。浪漫小说的作者通过让女主人公做出一些简而化之的表态（而非采取真正具有威胁性的行动）来向它的典型读者证明，已然改变的女性自我意识是可以与一个原封不动的社会格局（social arrangement）并存不悖的。在浪漫小说的乌托邦世界里，“独立”和稳固的个人“身份”（identity）并不会因为受到男性家长式作风的呵护和保护就受到损害。

虽然我们将在第四章专章探讨史密斯顿读者最喜爱的浪漫小说作者为避免依赖性和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之间的实际冲突而采用的特殊策略，但我还是想在这儿引用一段篇幅较长且慷慨激昂的讨论。这是一次访谈中，我要求桃特、她的女儿基特和安形容一下“理想的”浪漫小说女主人公时她们所进行的讨论。这三个女人并未像其他人那样，罗列一长串抽象的品质形容词，而是就埃尔希·李（Elsie Lee）的《外交官的恋人》（The Diplomatic Lover，1971）展开了一段长达15分钟、你一言我一语的情节概述。在她们的描述中，女主人公总是安心乐意，而这种安心乐意在她们看来则是源于她对自己的境况始终握有掌控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她们与女权主义者拥有同样的渴望，即相信女性和她们自己自有其长处和能力。在她们跟我说，她们甚至影印了这本书以备己用（这部作品现在已经不再出版）后，我问她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本书，接着便得到了以如下方式展开的长篇回复：

桃特：那书就是经典。

安：她下了决心，要抛弃她的贞洁得到他。

基特：嗯，他真的很有型，像个电影明星，他……

桃特：我说，事实上关键是她在一个现代的工作环境中。她是在华盛顿的外交部。

基特：而且你要知道，是她做的这个决定。

桃特：而且她是［外交部中］唯一一个处女，她的名字还是南妮。

安：是的。

桃特：他们还叫她不不南妮（Nanny-No-No），因为她总是说不！

安：她懂那些东西，她读过所有的指导书，但她就是没找到那个能让她激情澎湃的人。

桃特：她也认识他好多年了。

安：但当他在那个聚会上走进房间时，突然之间……

基特：她就做了那个决定！那天是她的生日。

安：她都迫不及待了。

基特：她23岁了。她做出了决定：“那么，就是现在了！”

安：是的。

桃特：但是这一点都不令人反感。那没什么……这很不同寻常。

基特：那非常动人。

桃特：那可不是贸然之举。[187]

在讲述余下故事的过程中，她们骄傲地宣称，南妮“会讲六种语言”，是“一个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并且“即便她怀孕了也不想要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他是一个“优雅的风流公子”（tomcat），不会一心一意地对待她。但在李本人看来，这些一反传统的技能和不循旧俗的态度显然算不得成就，甚或说并不那么恰当。于是，在小说的结尾，当男主人公向南妮证明了他的爱情，表示他不想过没有她的生活并承诺在未来的日子里悉心呵护她时，这些技能和态度也就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并且让人觉得快心遂意。这三个女人接着便复述了这个时刻：

桃特：他开始追她，这真的是……

基特：那真是很疯狂啊。

桃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基特：她落跑了。

桃特：她试图爬上楼梯，跑进自己的房间。

基特：她猛地向前冲。

安：她就是所谓的“袖珍维纳斯类型”的女子。

桃特：是的。他继续追着她，而她则一边步步后退，一边说，“不，我不会和你结婚！”

安：“我不会走的！”

基特：“不，忘了这一切！”

桃特：“不，我不需要你！”

安：“然后他说，我会在你的门口安营扎寨，我会盯着你。这不公平，这……”

和所有的浪漫小说一样，在李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女性的反抗最终变得毫无作用和孩子气，甚至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故事对于这些女性的全部意义，我们就必须得认识到，就她们从此书中获得的体验来说，她们从她的才学、独立、自给自足以及积极主动中所获得的暂时的陶醉，这些与她最终被一个承认他也需要她的男性所俘获这一事实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复述了故事的结尾后，桃特、基特和安再次重温了她“勾引他”的情节，并对“当她问他时，他正在喝酒，因此差一点被呛死！”这一时刻连连称奇。

在像《外交官的恋人》这样最受史密斯顿女性喜爱的小说中，美满的结局重新确立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关系：男主人公如护花使者般将女主人公揽在怀中。但是，这样的结局也可被解读成是一个让读者间接体验到女性获得最终胜利这一赏心乐事的时刻。桃特的读者如是阐释的原因在于，她们认为女主人公在坚决要求男主人公做出正式承诺的同时，只以与其心性（culture）相适的唯一方式为自己的未来筹谋。因此，她是根据自己的意愿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integrity）。

史密斯顿的读者对于强势但仍传统的女主人公的喜爱也表现在她们的另一种期望中，即希望那样的女性获得特定类型的男主人公的青睐。如前所述，这些女性会读很多她们并不是特别喜欢的浪漫小说，即便是男主人公虐待了女主人公，因为对于她们而言，美满结局的体验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同时，这样的结局也会让许多她们无法宽恕的个别事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但不管怎样，她们都更喜欢看到女主人公被一个强力、阳刚，但同时又具有超乎寻常的特性——体贴、温柔和心心念念关心其是否快乐的男子所渴求、需要和爱慕。事实上，当史密斯顿的读者被要求对其所欣赏的男性十大个性特质进行排序时，没有一个人将独立列在第一、第二或第三的位置。虽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女性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特别指出这个特征，因为在她们眼中，男性天生就很独立；但是她们在采访中所做的评论指向了其他的方向。在讨论特定作品的过程中，她们会反复强调说，对于最喜爱的小说她们记得最清楚，同时也最喜欢作者描述如下情节的技巧：男主人公认识到自己对女主人公怀有深厚的感情，并意识到自己不能没有她。虽然这些女读者希望看到女主人公得到男主人公的保护，但她们似乎也想要看到她的依赖性被它的对应物所平衡，即是说，男主人公也同样依赖她。由此来看，史密斯顿的女性一直在强调的互亲互爱的重要性这一点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此，我并不是要说男性的保护欲和力量（strength）在浪漫幻想中是无足轻重的元素，事实上它们很重要。要知道，在这些女性中，共有16人（38%）表示，软弱的男主人公是浪漫小说中最令人厌恶的三大特征之一。此外，近25%的桃特顾客都赞同地指出，在男主人公的九种特质中，力量的重要性排在第三位。但是，不论是力量还是保护欲，都不如才学、温柔以及笑对人生的能力重要。在问卷调查中，后面三种特质被列入前三的概率要大得多。

但是，由于桃特和她的顾客鲜少发起关于浪漫小说男主人公的讨论，也同样极少主动就具体的男性角色发表观点，因此我很难描绘出她们心中理想男性的整体形象，也无从得知这一形象生成背后的动机。即便她们的回答一一反映于图表之中，有一些谜题却仍无法解开。

最主要的难点即是她们对于“有才学的”男主人公怀有明显的偏爱。虽然很难解释清楚史密斯顿的女性如此看重才学的原因，但是这种偏好既符合她们高度重视书籍、学习、教育的特性，也与她们自身的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密切相关。此外，这也是一种无须将女性贬低至低人一等但又能重申男性之优秀和施动性（agentivity）的方式。在关于理想男主人公的讨论中，这个词确实曾出现过，但是这些女性提供的信息太少，不足以解释它在调查问卷的回答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少数口头评论似乎暗示了她们所怀有的期许，即一位“有才学的”男性更有可能欣赏并鼓励理想女主人公所拥有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只是这一关联并不总是有效，因此不足以佐证它是这种幻想背后的动机。虽然我猜测她们对于幽默的关注或是由于想看到一个能与女主人公“打嘴仗”的男主人公，但她们对于这种特质的强调依旧让人费解。打嘴仗不只营造了对于史密斯顿女性而言极其重要的“轻松”氛围，而且也有助于彰显女主人公借此占上风的伶牙俐齿。

许多评论文章也对男主人公实际的个性特质含糊其词，而更多地聚焦于他与女主人公建立恰当关系的能力上。史密斯顿的女性对于作为个体的男主人公的独特性并不太感兴趣，而更关注他们中最优秀者所扮演的角色。在她们谈及最喜爱的作品时，温柔和体贴常常并非特定男性角色所拥有的性格特质，而是一流小说中所有优秀的男主人公在关注女主人公时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对于这些读者而言，她们的关注焦点永远不会移到作为浪漫小说之核心的女性。此外，男性鲜少因为他们固有的特性获得重视，更多的是由于他们处于与女主人公相对的特殊位置而引人注目。因此，这样的浪漫幻想并不是一个寻觅独一无二且富有情趣的生活伴侣的幻想，而是一种希望能够得到特定形式的关怀、呵护以及认可的夙愿（ritual wish）。

在区分理想的浪漫小说与罗斯玛丽·罗杰斯的“变态小说”时，接受了我长时访谈的五位女性之一猜测说，她的编辑或许是男性。她推断道：“那是男性类型的作品。”在我强烈要求她详细地加以说明后，她回答道：“因为男性会喜欢里面的性描写，你知道，就是梅特·黑姆[188]之类的东西。”她在此对于性和浪漫小说所做的区分也持续地被史密斯顿的女性用于鉴别色情小说和“深刻的爱情小说”。她们认为前者是男性的菜，后者则是她们自己感兴趣并且希望男性能够深入了解的东西。乔在谈及禾林的新近出版物时说：“他们只关心性——那是他们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其他的任何东西。”她还说道：“但她们不需要那个。她们想要的是幽默、爱情和呵护。”无独有偶，在我们进行的最后几次讨论中，桃特有一次也详述了色情文学与浪漫小说、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并且在此过程中以怅惋的口吻叙说了她和她的顾客认为所有男性都应该具备的特殊品质：

我一直在想，女性对于男性心灵的认识要比男性对于女性的更加深刻。唉，男性只是不愿意花时间罢了。他们就是不想花时间了解女人。我一直觉得有意思的是，心理学家大概……这个国家85%—90%的心理学家都是男性，我相信他们读了很多的书。我相信他们对教科书已经滚瓜烂熟了。但要说到深刻的见解，我认为，见地深刻的男性……是非常罕见的……我不认为男性看得很深。我认为他们就连看男性也只看到了表层。不管他们看什么都是那样——男人就是那个样子。

由于史密斯顿的女性坚信，女性常常细致入微地观察男性，并且可以凭直觉“理解”他们，因此，在寻找完美的浪漫幻想时，她们其实就是在寻觅一个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们的男人。我将在第四章对史密斯顿女性最喜欢的浪漫小说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而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幻想催生了完美的浪漫故事，进而满足了两种为她们所深切感受到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是被早期的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和父权社会中的文化条件反射作用（cultural conditioning）所激活。一方面，这类故事可以让读者在女主人公获得人生最高成就的时候与其感同身受。这样的时刻就是她获得她所处文化中最强有力且最重要的代表——一个男人的关注和认可之时。在这个意义上，美满的结局就是一个标志，表明女性获得了一个文化赋予其作为情人、妻子和母亲这些角色的合法性和个人特性。

另一方面，浪漫小说强调了男主人公在将所爱的女主人公揽入他那总是“孔武有力”的臂弯中时，目不转睛地深深凝视着她，并给予她以无限温柔的爱抚。这样的幻想也唤起了读者对于自己生命中一个时期的回忆：那时，她也曾被一个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她的人视若珍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所怀有的这种想象性情感回归（imaginative emotional regression）却常常遇到挫折，因为在当下文化的非对称条件反射作用（asymmetrical conditioning）中，男性被教导着要抹杀他们所拥有的温柔呵护他人的能力。于是，女性就不得不求诸其他的方式，才能满足这种永无止境的需求。南希·乔德罗曾在《母职的复制》（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书中指出，女性若要为自己提供这种必不可少的情感补给物，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养儿育女。乔德罗条分缕析地写道，在以如此浓烈的感性方式照顾着孩子，并与她的孩子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时，女性便能够给予自己以呵护，纵然只是以间接的方式。然而，乔德罗并未详述这种替代性的照顾和关注是否就是一个能胜其任的完美替代物。不过理想的浪漫小说（至少在史密斯顿女性眼中是理想的）却有力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它对于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感联系的强调恰恰说明，女性仍渴望得到一个成年人的关爱、照顾和理解，而且这个成年人应当深谙自我牺牲之道，并愿意全身心地关注所爱之人的需求。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发现，正是照顾他人这种持续存在的冲动和职责导致女性产生了被掏空（depletion）之感，而这种感觉显然是让部分女性转向浪漫小说的原因。在放任自己沉浸于浪漫幻想之中时，女性通过与女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替代性地满足了自己想要被呵护的需求；而女主人公的最主要成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就在于，她成功地将男主人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并成功地让自己成为他悉心关注的对象以及他所给予的呵护的接受者。由于读者只是间接地感受着这种照顾，因此，只有当她能够将她的需求转移至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时，她的渴望才会得到满足。当那个人物的故事结束，当读者必须合上一本书时，她就会被迫重新做回自己，再次面对她的真实处境。虽然她会暂时地感到精力充沛，但她并未做出任何能改变她与他者关系的事情。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类关系一如往常，因此在重新面对它们时，女性仍旧会被要求，且她自己也愿意将她的情感资源用在照顾他人一事上。假如她之后又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复原能量的话，那么，阅读浪漫小说就会再次显现出它的作用：它是一种合理的补偿方式。因此，在一个让女性产生了需求却又无法予以满足的文化中，浪漫小说的疗愈价值不仅可能存在，而且也很有必要；而这种疗愈的短效性则是女性重复消费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