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如果要问，李嘉诚这一代之后，谁是香港商界领军人?陈启宗一定是答案之一。

这位身高1米6多点的小个子，不但一手带出两家世界性企业，创下哈佛私人捐赠记录，更以敢于针砭时弊，而在惯于沉默是金，闷声发财的华人商界显得“那么的不同!”

【1】靠内地打赢翻身仗

陈启宗从来不掩饰自己是靠内地的机遇获得今天的商业成绩。甚至，他还因此批评与内地对立的香港人：“钱在内地，有钱你不来赚，你是傻瓜，是笨蛋。”

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陈启宗，出生于香港富豪家庭。其父辈1960年创办恒隆集团，在香港地产业异军突起，并于1972年将公司在香港证劵交易所上巿。

1991年，42岁的陈启宗成为恒隆集团新的当家人时，面对的是相当尴尬的处境。

成立初期的十来年，恒隆几乎是香港发展最快的地产公司。但公司上市后，老一辈们却连续两次看错市场，在该进攻时保守，在该保守求进攻，一来一回之间，从曾经的领跑者沦落为了被市场弄蒙圈了的陪跑人。

在香港，是跑不过其他已经领先的地产商了。陈启宗直面这个现实，把刚刚起步的内地市场当作反败为胜的新阵地，一上任就把内地作为追赶失去二十年的重心。

从1992年进入上海开始，恒隆以集中在“人口庞大城市的最佳地段”发展商业地产项目为核心，不断挑战商业地产新境界，不疾而速地成为了世界级商业地产标杆。

至今，香港之外，恒隆已在上海、天津、沈阳、济南、无锡、大连、昆明及武汉，总投资超过千亿，发展近10个以“恒隆广场”为旗舰的世界级大型商业群项目。“恒隆广场”也已是所在城市几乎家喻户晓的品牌。

依托在内地的华丽翻转，曾经连输两局的恒隆，重新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商业物业发展商。今天，光是上市的恒隆地产就已是资产超过2000亿的大型地产企业，并且在商业地产的多变环境里表现出亮眼的业绩。

【2】只选好的，只做对的

“只选好的，只做对的”，是陈启宗不断强调的恒隆理念。他始终相信，只要好，只要对，就会总有价值，总被需求，就不会有什么迟来或者晚到。

为了做好，做对，他把第一站选在了刚刚进入新一轮开发的东方巴黎——上海，一出手就做出两个到今天仍是上海最有魅力和人气的项目——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

此后几十年，陈启宗一直坚守这个策略：只投顶级地段，只做顶级持有型物业。

顶级地段的顶级物业，在牛市最能涨，在熊市最抗跌，如果只租不卖还可以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红利从鱼头吃到鱼尾，这也是陈启宗观察全球地产业发展的历史后，总结出一个基本规律。

事实验证着他的判断，以上海两个项目为例，不但奠定了恒隆在顶级写字楼和商用物业开发的江湖地位，同时也为恒隆赚足真金白银。投入运营以来，两个物业的出租回报率平均接近或超过20%。今天，恒隆早已收回两个项目的全部投资成本，剩下的，就是利润，利润，净利润。

对公司治理的高标准，以及在市场表现出的超常理性和纪律性，也是陈启宗“只选好的，只做对的”的核心要义。

恒隆一直被视为香港营运最佳的公司之一。在香港董事学会于2009年11月就香港146家上市公司的管治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恒隆是位列十佳企业的唯一地产公司。

多年来，陈启宗还有一项自豪的业绩，恒隆是香港最精简高效的企业之一，公司每名员工创造的利润连续多年居同行最高之列。2010年，恒隆的纯利超过港币230亿元，每名员工平均创利约港币一千万元。

【3】踏准每个大时机的大赢家

陈启宗一直强调从历史中学习经验和智慧。

恒隆在他接任之前的兴衰起落，让他对房地产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和体会，也让他成为对周期超常理性并保持纪律的人。这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恒隆赖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陈启宗说，机会和都陷阱都很多，企业要获得成功，一定要笃守原则，只按市场行事。“换句话说，我们比大部分人甚至全部人更加尊重市场。我们认为市况处于低位时才会买，认为市况处于高位时才会卖。”他解释。

坚持价值投资，恪守周期规律。这在某方面限制了陈启宗的规模扩张，但也让他在遭遇低迷时总能从容应对。无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恒隆都是安然度过，并且弯道超车。

陈启宗刚接任恒隆时，香港和内地市场相对低迷，他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开足马力在香港和上海扩张。当楼市逐渐升温，众多地产商不断高价囤地，他预感到爆发式的上涨不可持续，不但停止买地，而且赶在高峰期出售多项物业，获得巨大回报。

当金融危机爆发，众多企业深陷危机不能自拔之时，认为新的机会已经来临，并手握大量套现资金的陈启宗，又在几乎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继续买入众多土地。

20多年来，类似的故事，不断被他重演。连最挑剔的分析师都感叹：过往20年，全世界也几乎找不到第二家把时点踏得这么准，把节奏控制得这么好的地产公司。

因为有这样的业绩，陈启宗常常霸气侧漏。

他曾对内地开发商公开讲话，“一个没有见过市场周期，没有经历过市场周期，而且是大周期，并能够留下来的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房地产开发商。”

他也曾面对面地警告内地同行：你们中间大概有30%的人未来可能会垮掉，3%的人可能赚到极多的钱。事情的美好在于，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是那3%的人，但极其危险的是，97%的人最终都不会成为那3%。

而他最新的判断是，恒隆已经做好内地经济放缓的准备。

【4】还有个“家里面的”大企业

恒隆之外，陈启宗还有了不起的商业成绩。

执掌恒隆之前，陈启宗就和弟弟陈乐宗在美国创办了晨兴集团，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在这个领域，陈启宗干得比地产业大胆，但又比通常的风险投资商谨慎。

他说，风险投资不会没有风险，但也不能明知风险依然去傻搏。十投不可能十赢，但我们要争取十投八赢。

无论做什么，他总是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管理和防备。

过往几十年，晨兴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区广泛投资新兴产业，由其投资及管理的公司也大多成为所涉及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业者之一，并且在各主流资本市场上市，甚至为陈启宗家族带来超过恒隆地产的利润。

在内地，被陈启宗称为是“家里头的”晨兴，还有一个被外界普遍忽略的作品：作为最早期的主要投资人，参与了小米科技的传奇。另外，他们也曾经是《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在中国的授权出版商。

【5】国际政商达人

戴维：伯恩斯坦(DavidBornstein)，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作家，在他的代表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How toChange the World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wer of New Ideas)中，提出了“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陈启宗，正是一个这样的人。

陈启宗曾经有句“狂妄”的话：“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钱。”意指真正值钱的是时间和精力。多年来，他将这最值钱的东西，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理想世界的构建中。

陈启宗担任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顾问及前副会长等社会公职，也是非亚协会创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外交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等世界社团组织的董事局成员。同时，他还是首位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瑞士)董事局成员及瑞士达沃斯年会联席主席(1998年)的华人。

通过这些身份和平台，陈启宗常年行走在世界政商舞台，致力促进香港与世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沟通，并作为东方代表，与世界对话，向世界建言，与基辛格、普京、施密特等世界政治家坐而论道，讨论人类机遇和问题。

【6】哈佛最大施主

陈启宗一直宣扬一个理念：钱不留后代，而应献给社会。

他曾给朋友箴言：“有钱的儿子不成材，没钱的儿子成材。”他说，父母要给孩子的不是财富，而是教育。好的学术教育、道德教育以及一个温暖的家，已足够让孩子去成为社会的栋梁，把钱给他会让他变成“家庭叫花子”。

陈启宗的爷爷曾是知名富商，他富有却赌博成性，曾一夜间输掉一条大街的产业，最终家道中落。

陈启宗的父亲陈曾熙，则在家庭的衰败和生活的艰难中被激发出创业与创造精神，先赴南洋，后留香港，创下恒隆的基业。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陈曾熙、陈启宗对财富之余人的意义有了深刻且与众不同的思考。

因而，当陈曾熙去世时，他把个人名下庞大的恒隆股份，全部交给了旧属殷尚贤作为遗产信托人，而非留给家族。“先父去世时我们三兄弟没有拿到一分钱。我也一直教育我的儿子，他不会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陈启宗说。

因而，陈启宗的儿子只能空享“富二代”之名，依靠自己去艰苦奋斗。一个陈启宗亲自讲述的故事是：他跟在内地“打工”的儿子通电话，儿子告诉他说，等会儿给你回过来，现在不方便。陈启宗问，你在干什么，不方便。儿子说，我骑自行车在路上。陈启宗内心温暖但以调戏口吻说道：你还有自行车骑，你好奢侈!

多年来，陈启宗及家族以“晨兴”名义以香港、内地及美国为核心，捐助了众多慈善项目。之所以用“晨兴”而不是“恒隆”来捐，则是因为他的理念：“恒隆”是上市公司，钱是所有股东的，不能用大家的钱去做善事，而“晨兴”是家里的企业，“我想怎么捐就怎么捐，别人管不着。”

2014年，“晨兴”一次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约21.5亿人民币），支持其公共卫生学院攻坚人类医学难题，一举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也一度让陈启宗备受争议。捐款几个月后，他在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ID:hstl8888)为其举办的专题演讲上，直接对这种或许被他视为狭隘和短浅的争议做了回应：如果有一天，坐在这里的人被某种疾病严重困扰，结果却被哈佛医学院拯救，那时，你可能会感谢我的这个捐赠。

而且，解释完以后，他依然不忘个性：“钱是我的，我想捐给谁，要你管”。而不少舆论则普遍认为，陈启宗是因为对大陆的慈善体系和环境失望，所以才捐给了哈佛。

一个例子是，他曾花费巨资和诸多心血，历时13年，支援故宫重建“建福宫”，后又支持重建“中正殿”。在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结束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鑫淼希望为他立块功德碑，或标注由陈启宗捐赠复建。陈启宗立即反对，“恢复历史原貌，是对得起炎黄子孙，做了我的牌子放在那里，就破坏了那个地方的整体观感。”

但不几年，建福宫花园却被爆料成为私人会所，入会费高达100万元。甚至有人认为这与陈启宗有关，素来真系羽毛的他，知道后，愤怒地回应，“陈某人没时间干那个，赚那几十万、一百万，你把我陈某人当什么了?”

后来有报道称，陈启宗发表言论，称在内地做慈善是自找麻烦。但在华商韬略的演讲上，他对此作了澄清：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的钱，也依然还在捐给内地做慈善。

财大气粗，只干大的，只谈大的，也是陈启宗一贯的作风。在出席华商韬略(ID:hstl8888)的演讲时，有香港学生提问他对香港前途的看法。他开口就是：

“香港是个小问题，今天在北大，最高学府，要谈大问题。”同时，还指着华商韬略的标识说：“比如华商韬略，华商是个小问题，韬略才是个大问题。”

【7】骑士精神更宝贵

陈启宗素以敢于针砭时弊而著称，他拒绝在是非面前保持沉默，这让他在善于闷声发大财的华人商界显得十分特殊。他经常应邀在各种论坛及会议上发言及演讲，也在各大中英文杂志及报章发表文章，对很多商人避之不及的敏感问题，他也是有话就说，直抒胸臆。

面对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文章，为什么谈这些问题?他则反问：为什么我不能写文章，为什么我不能谈?

最近这些年，陈启宗努力建设、改善世界的同时，似乎一直在批评这个世界。

在2012年的福布斯全球CEO论坛上，他向美国、欧洲、中国三大经济体集体开炮。他说，欧洲已经得了癌症，美国可能随时犯心脏病，而中国则有中风发作的大危机。

陈启宗说欧洲已经得了癌症，是因为他对欧洲固执地坚持“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感到失望。

他至今在坚持表达自己对“一人一票”的批评。他说自己是一个简洁明了，面对现实的人，也是一个支持民主的人，但“一人一票”的极端方式，鼓励每个人都打自己的算盘，社会就会慢慢变成一盘下不动的棋。

在华商韬略的专场演讲中，他再次表达对香港部分人推动“一人一票”的批评，称这是别有用心或愚蠢的表现。

陈启宗也曾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发表过犀利言论。在2012年的那个论坛上，他说，对中国来说，经济不是重要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会引发社会问题。

“腐败太普遍了，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但难得达到中国这样的程度，其后果是烂到核心。我只是在想，何时会爆发?”也因此，他才有中国可能中风的说法，“看起来过得不错，但一旦中风爆发，就会非常危险。”

对于世人普遍认为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美好，陈启宗也是持相当不同的观点。他曾跟儿子说，“好多人会跟你说，你们的年代比我们的年代好多了，你不要信以为真。你看看你们的环境，从天灾到人祸，这些虽然在任何年代都有，但在你们这里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比比过去多得多。”

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情，如果认为批评是必要的，即使面对面，陈启宗也会毫不留情。

欧美同学会100周年之际，邀请他出席一个大型论坛，排在他前面的两位主讲嘉宾演讲时，几百人海归共聚的现场，交头接耳，换名片，窜场子，乱哄哄一片。

轮到陈启宗发表演讲时，他开口就是一句：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然后痛斥不尊重讲者的人，中国是礼仪之邦啊，你们还是所谓的社会精英，怎么会变成了这种没有礼节廉耻的样子。

在华商韬略的演讲上，有学生问，中国人追求低调、中庸的处世哲学，商人都爱奉行“闷声发大财”，您为什么不但经常公开自己的观点，而且观点犀利？

陈启宗听完后，笑咪咪地回应：低调、中庸，是一种美德，需要继承与发扬，但一个社会公民，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更要有道德勇气。

陈启宗说，他也有低调、中庸的时候，但他向来主张理直气壮地追求和声张正义。他说，中国人有君子传统，但在正义面前，缺乏道德勇气与骑士精神。

而他的态度是：“需要君子的时候我也会做君子，但需要骑士的时候，我会做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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