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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源盛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

广州全文刊发中国当代著名国学家、文化学者肖健撰写题为《山水人物花鸟彰显岭海灵秀,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对潘源盛玉雕的文化定位及学术剖析》的署名文章。

图一、本文作者,中国当代著名国学家、文化学者,“互联网+文化定位”文化传播方式的首创者肖健,与著名珠宝玉石鉴定家、收藏家潘甫研讨中国玉雕文化。肖健以“羊脂白籽玻种翡翠选料极致、山水人物花鸟彰显岭海灵秀、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36字对潘源盛玉雕作文化定位,认为潘源盛玉雕堪称南派玉雕的典范

图二、正所谓“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玉雕文化源远流长,国人自古到今都有爱玉、尚玉的情结,认为玉寓意着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寓意着君子之风、冰清玉洁的高尚道德情操,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象征着财富、身份和权力。在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开始以水晶、玛瑙等材料制成片状玉器,有了钻孔、镂空和琢磨等工艺,这是中国玉雕文化的滥觞。而到了当代,以广州玉雕为代表的南派玉雕,更是独步中国当代玉雕艺术之林,成为了中国玉雕文化发展史上的又有一座高峰!2008年,广州玉雕作为南派玉雕的代表入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派玉雕以通雕、镂雕座件和组合镶嵌技艺闻名于世,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多突出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创作方法上多以写实为主,追求创新,造型丰满传神,具有玲珑剔透、轻灵飘逸、秀丽典雅的特点,注重细节的逼真刻画,雕法细腻,善于利用巧色对局部进行修饰,必要时能做到薄如蝉翼、细如发丝,做工精到极致

图三、肖健在文化定位中指出,潘源盛南派玉雕所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独一无二、绝不雷同,作品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玉雕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又彰显了南派玉雕的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和创作风格特征。山水题材的创作,反映了珠江文化和岭南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开拓、创新的水文化特质和时代精神风貌。人物、花鸟题材的创作,传递出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的文化寓意。创作善于因材施艺、巧色设计,手法独特、追求创新、新花式层出不穷,形成了造型优美、生动巧妙,随物传情、呼应传声的艺术效果。纵观潘源盛玉雕作品,羊脂白玉籽玉洁白无瑕,光亮穿透、温润如冰,玻璃种翡翠翡红翠绿,色彩极富转变,上品的材质与柔韧有余的创作技巧相结合,达到了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堪称南派玉雕的典范

本文作者:肖健

正所谓“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玉文化和玉雕文化源远流长,国人自古到今都有爱玉、尚玉的情结,认为玉文化寓意着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寓意着君子之风、冰清玉洁的高尚道德情操,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象征着财富、身份和权力。可以说,玉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审美情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还成为了中华民族远古人类发祥史和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真实和生动纪录,反映了古往今来社会的生活习俗、政治、礼仪、图腾崇拜、文化艺术、哲学信仰等方面的存在和发展态势。“玉不琢,不成器”,据考证,中华民族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创了玉器制作和使用的历史,在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开始以水晶、玛瑙等材料制成片状玉器,有了钻孔、镂空和琢磨等技艺,这是中国玉雕文化的滥觞。5000年前,中国玉雕文化形成了第一座高峰,红山文化中造型古朴雄浑、极富动感,雕琢精细的红山玉龙,以及良渚文化中形制多样的玉琮、兽面羽人纹刻画的玉佩,代表了当时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中国玉雕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出了风格各异的气质与脉象,史前玉器的简朴神奇、商周玉器的典雅凝重、战国玉器的繁缛华丽、汉代玉器的生动奔放、唐代玉器的丰满圆润、宋代玉器的秀巧清新、元代玉器的豪迈粗犷、明清玉器的吉瑞俗丽,各个时期不同玉雕流派和风格,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具有东方特色、举世无双、辉煌灿烂的玉雕文明。而到了当代,以广州玉雕为代表的南派玉雕,更是与北派玉雕豪放粗犷、追求古风形成鲜明对比,独步中国当代玉雕艺术之林,成为了中国玉雕文化发展史上的又有一座高峰!2008年,广州玉雕作为南派玉雕的代表入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派玉雕以通雕、镂雕座件和组合镶嵌技艺闻名于世,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多突出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创作方法上多以写实为主,追求创新,造型丰满传神,具有玲珑剔透、轻灵飘逸、秀丽典雅的特点,注重细节的逼真刻画,雕法细腻,善于利用巧色对局部进行修饰,必要时能做到薄如蝉翼、细如发丝,做工精到极致。为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南派玉雕文化,2015年,穷楔斋决定将南派玉雕上升为文化战略,通过首创方式和自主品牌“互联网+文化定位”文化传播方式强势打造!这是继2011年至2014年间,成功打造岭南画派书画艺术、粤剧红派艺术、舜帝文化、粤菜广式卤味纸包鸡文化、六堡茶“中国红”文化之后,又一文化战略和重点布局。这意味着,南派玉雕将会得到穷楔斋在“互联网+文化定位”文化传播方式等资源配置和利用上获得重点倾斜。该文化战略的实施,对弘扬和传承南派玉雕文化,乃至“为中国珠江文化正名”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自去年9月至今年5月份,我历时大半年的时间,对广州华林国际珠宝玉石市场和深圳、四会等地的珠宝玉石市场,广州博物馆(镇海楼)、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佛山市博物馆(祖庙)、番禺南粤苑和宝墨园、第19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以及潘源盛玉雕品牌作文化调研,对中国玉雕文化发展史和南派玉雕文化发展史作了深入系统的学术考证,并主持召开了“穷楔斋2015年度文化战略学术研讨会”。根据我的学术考证,潘源盛玉雕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玉雕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又彰显了南派玉雕的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和创作风格特征,而且选料极致,我以“羊脂白籽玻种翡翠料质极致、山水人物花鸟彰显岭海灵秀、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36字对潘源盛玉雕作文化定位,认为潘源盛玉雕堪称南派玉雕的典范!在学术剖析过程中,有必要花相对大的篇幅去对中国玉文化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以及中国玉雕文化和南派玉雕文化的发展史寻根溯源:

一、中国玉文化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国人自古到今都有爱玉、尚玉的情结,并赋予了玉文化深厚、丰富的文化寓意。正所谓:“玉必有工,工必有意,意必吉祥”,玉,历来被视为美好事物的标志,可以说,玉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审美情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我认为,它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寓意着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人们历来视玉为无价之宝,认为玉寓意着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具有定惊避邪、消灾解难的功能。玉在史前远古时代,就被奉为神的化身,崇拜、祭祀的对象,我们的祖先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玉就是山川精灵的化身,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无可比拟,既可赐福、也可降灾,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必须得到他的保佑,便以猎物和歌舞等祭祀方式供奉于他。到了上古黄帝时代,人们习惯了心领神会地听取玉的旨意,这在红山文化、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的旨意更是被契刻在玉琮、玉璧、玉璜上。古代历朝在大型的祭祀和庆典上,都以玉作为沟通神灵之物。及至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更是“视人玉为一体”,以通灵万物的玉来反照俗世人间的繁华悲凉!或许,比玉本身更贵重的,是世世代代人们所倾注的比血更浓的情感,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与玉心有灵犀,当人们生活受挫时,会求一块玉避邪祈福,使自己内心安稳,当事情越做越顺利时,首先会想到的是感谢玉的灵性,这一来一往间,饱含的是人们对生活的虔诚和通达。

寓意着君子之风、冰清玉洁的高尚道德情操。国人爱玉,以玉自况,已是千古由来之事,玉文化反映了人们的道德情操观念和审美原则。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玉比德于君子,《诗经》云:“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孔子提出,玉有“仁、义、礼、知、信、天、地、道、德、忠、乐”,即“十一德”之说。其实,春秋之前,人们就已将玉与德联系在一起,《礼记》云:“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又所谓“冰清玉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在古代社会,君子是指德才出众、爱国爱民、高尚正派的文人,文人以佩玉来标榜自己道德高尚、文质彬彬。可以说,玉是德的载体,也是君子的化身,故君子以玉比德,君子性情温顺纯粹、宽缓和柔,与玉的“温润而泽”完美契合。

作为定情的信物,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玉,其品性坚硬、洁净,最能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寓意着爱情的坚贞、永恒。人们习惯以玉作为定情信物,以表达自己对白头偕老忠贞爱情的美好意愿,而和田玉更常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其中琼、琚、杂佩都是玉的雕件,在男女之间作为定情信物赠送。

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国人历来把玉视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古代的达官贵人和有钱人必随身佩带玉器。在史前远古时代,各部落、联盟的统治者便将玉器收贮珍藏起来,据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当时有权势的人物无不占有大量玉器,视之为最贵重的财富。先秦文献记载“珠玉为上币”,同时,在商代、周代的墓葬中出土有玉贝,贝是货币,这证明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些地区以玉作为货币使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都收贮珍藏有大量的玉器,作为镇国之宝和财富积累,已知中国古代最大的玉器占有者是商纣王,其收藏玉宝的实际数量无法查明,周武王灭纣时缴获玉器14000件,焚玉4000件。清代宫廷收藏玉器流传至今者多达30000件。玉作为财富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战国时期,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可知其璧价格之昂贵,故有“价值连城”之说。如今,众多玉器收藏家们悉心搜罗、收藏古今玉器,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积累财富、保值增值。

权力的象征。玉也象征着权力,象征着身份及宗教神明之力,深受中国历代帝王重视。历代诗词歌赋以“琼楼玉宇”、“雕栏玉砌”来形容皇宫的雍容华贵,历代帝王的玉玺、官员的官印,皆以玉制成。

二、中国玉雕文化源远流长,南派玉雕风格独树一帜。

“玉不琢,不成器”,据考证,早在距今6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已经开始使用水晶、玛瑙、透闪石、蛇纹石等材料制成片状玉器,有了钻孔、镂空及琢磨等技艺,这是中国玉雕文化的萌芽。七千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有意识地用玉石制作成镞、矛、刀、斧、铲等生产工具,把美玉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玉雕文化的发展进程。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用玉制作的璜、管、珠等装饰品。考古学界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距今5000年的绿松石鱼形玉雕饰物,在新沂市出土有绿松坠、绿松石蝉、蛙等玉雕饰物。5000年前,中国玉雕文化出现了第一座高峰,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最为世人所瞩目。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过数以万计的玉雕制品,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可见当时玉器的使用已经进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最能反映良渚玉雕水平的是形制多样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刻画的玉佩。在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过人物、猪、龟、鸟、蝉、鱼等形象的玉器近百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件红山玉龙,造型古朴雄浑、极富动感,雕琢精细,代表了当时玉雕艺术的最高水平。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有商代时期的硝玉、绿松石、玛瑙等玉雕饰品,玉斧、玉铲、玉刀等生产工具,形态简单的玉壁、玉璜、玉珏、玉珠,而且出现了祭天玉壁、祭地玉琮、传今玉圭、封官爵玉佩等,以玉佩出土数量较多,有玉鸟佩、人首佩、人洛佩等,属随身佩戴装饰品,亦属礼品。商周时期,中国玉雕文化踏上了新的发展进程,鱼、龟、鸟、兽面、兔、蚕等形象的玉雕佩饰,琢磨得更加精细,而且纹饰优美,常见的纹饰有夔龙纹、蟠螭纹、云雷纹、窃曲纹、方格纹等,特别是当时玉雕阳文线条的出现,是技法处理上的一大飞跃。玉璜,是一种弓形弧状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璜的造型优美,如春秋白玉龙纹璜、战国黄玉龙首璜。玉雕文化于夏、商、周成长,战国、秦汉、唐、宋成熟,元、明、清兴盛。

中国玉雕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精神产物,不同历史时期所创作的风格多样、绚丽多姿的历代玉雕作品,还成为了中华民族远古人类发祥史和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真实和生动纪录,反映了古往今来社会的生活习俗、政治、礼仪、图腾崇拜、文化艺术、哲学信仰等方面的存在和发展态势。中国玉雕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表现出了风格各异的气质与脉象,史前玉器的简朴神奇、商周玉器的典雅凝重、战国玉器的繁缛华丽、汉代玉器的生动奔放、唐代玉器的丰满圆润、宋代玉器的秀巧清新、元代玉器的豪迈粗犷、明清玉器的吉瑞俗丽,形成了一座座艺术高峰。

在古代,中国玉雕流派主要分为南工和北工。南工讲究作工细腻工巧,北工则风格豪放粗犷;南工讲究精致重雕刻,北工则少用刀工;南工更具时代感,北工则偏于古朴典雅。中国当代四大玉雕流派,则是由古代南工、北工演化而来的。20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的诞生,使玉雕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其时,广州、北京、上海、扬州、天津、南京、甘肃、河南、新疆等地,相继成立玉雕工场,使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玉雕艺术得到了弘扬。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终于形成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派、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派、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以扬州为代表的扬派的中国当代玉雕四大流派,将中国玉雕文化发展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北派豪放粗犷、追求古风,扬派玲珑清丽、端庄典雅,海派丰满柔和、圆润精巧,而以广州玉雕为代表的南派玉雕则是以其灵秀传神、精雕细琢的风格特征,独步中国当代玉雕艺术之林,成为了中国玉雕文化发展史上的又有一座高峰!

南派玉雕以广州玉雕为代表,据考证,其滥觞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广州飞鹅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中,出土有完整玉环和残玉环,以及多种玉器和镶嵌玉的雕件,距今约4000多年。秦代,广州的漆玉镶嵌技艺已颇为精湛。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件达200多件,雕工精细,富有岭南地方特色。广州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现藏有唐、宋时期广州玉雕精品“白玉凤首”、“玉狮”等。据余天炽《古南越国史》记载,汉代广州已有宫廷玉器作坊。历史上,广州商贸的繁荣,对南派玉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开始贸易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广州玉雕随之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远销海外。及至唐代,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贸城市和世界著名的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从明朝到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有过三次“一口通商”,“一口通商”是指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闭了所有的港口,特许广州一个口岸经营对外贸易。据史料记载,公元1523年(明代嘉靖二年)起,严申海禁,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止存广东司”,中外商人来中国贸易“俱在广州,设市舶领之”,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公元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为止的320年间,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助推了广州玉器市场的繁荣,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中国最大的玉器集散市场之一,这就是以广州玉雕为代表的南派玉雕蓬勃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清代初期废除“匠籍”管理制度后,全国各地能工巧匠更是云集广州,民间玉雕作坊日益昌盛。清代道光年间,玉雕市场已成行成市,行会相继成立,行会组织共有6个“堂口”,分别管理制作花件、玉镯、光身碎件及开料、经营摊档买卖等,大店铺有200多间,玉雕市场空前繁荣。及至20世纪20至30年代,发展到有大小商户4 000多家,从业人员近万人,玉器店多分布在长寿路、带河路、逢源路、大新路、文德路、文吕路等,尤其以长寿路、带河路的玉器墟闻名海内外,长寿路玉器墟成为中国最大珠宝玉雕集散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南方玉雕工艺厂在广州成立,玉雕创作得到恢复发展。1986年,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劳动服务公司在历史上的玉器交易集散地长寿路新胜街至下九路西来正街,开办专营玉器的市集——玉器街,广纳国营和个体玉器摊档开展自由买卖,比历史上的玉器墟规模更大。上世纪80年代至今,广州玉雕市场可谓蓬勃发展、盛况空前,1981年,长寿路玉器墟的招牌重新挂起, 1985年,南方玉雕工艺厂更发展壮大成为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玉器厂家,1986年,广州玉器街重新开张,2004年,华林珠宝玉器城剪彩开业。

南派玉雕以广州玉雕为代表,覆盖广东、福建一带,广州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意识上历来就有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兼容性,在长时间与海外的商贸往来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产生了碰撞和交融,这使得以广州玉雕为代表的南派玉雕既具有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又受到东南亚文化及其竹木牙雕艺术的影响。南派玉雕以通雕、镂雕座件和组合镶嵌闻名于世,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多突出岭南文化的内蕴,创作方法上多以写实为主,追求创新,造型丰满传神,具有玲珑剔透、轻灵飘逸、秀丽典雅的特点,注重细节的逼真刻画,雕法细腻,善于利用巧色对局部进行修饰,必要时能做到薄如蝉翼、细如发丝,做工精到极致,与北派玉雕豪放粗犷、追求古风形成鲜明对比,独步中国当代玉雕艺术之林。2008年,广州玉雕作为南派玉雕的代表入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潘源盛玉雕——南派玉雕的典范。

潘源盛玉雕,是著名珠宝玉石鉴定家、收藏家潘甫所创立的玉雕文化品牌。潘甫,历任中国艺术收藏研究会顾问、广东省赏石文化委员会理事、中国观赏石协会广西分会理事等职务。潘源盛玉雕品牌,致力于以极品和田玉、翡翠玉为玉料,创作高端玉雕饰品和摆件,作品寄寓着潘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追求,该品牌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根据我的学术考证,潘源盛玉雕既体现出中国传统玉雕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又彰显了南派玉雕的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和创作风格特征,而且选料极致,我以“羊脂白籽玻种翡翠料质极致、山水人物花鸟彰显岭海灵秀、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36字对潘源盛玉雕作文化定位,认为潘源盛玉雕堪称南派玉雕的典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羊脂白籽玻种翡翠选料极致。

(1)、潘源盛玉雕以和田羊脂白玉的籽玉为上品,洁白无瑕,光亮穿透、温润如冰。

和田玉历来有“国玉”之美誉,在玉中的档次极高。据考证,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透闪石都来自新疆和田。殷商时期,昆仑山出产的和田玉逐渐输入中原。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和田玉成为了宫廷贡品,是历代帝王和王公贵族所钟爱、享用的主要玉料,尤以和田羊脂白玉的籽玉为上品,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誉其为“白玉之精”,历代帝王喜欢以此作玉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已经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以儒家的“仁、义、礼、知、信、天、地、道、德、忠、乐”等传统观念,比附和田玉在物理、化学属性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和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之说应运而生。郭宝钧《古玉新诠》云:“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这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和田羊脂白玉的籽玉色如羊脂、纯洁浑白、质地细腻,不但象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还寓意着高贵、吉祥、安谧的世俗情感,更作为定情信物,表达男女之间洁白无瑕、白头偕老的爱情愿望。《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和田玉,原产和主产于新疆和田地区,其主要成分是透闪石,属于软玉的一种,以颜色分为羊脂白玉、白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黄玉、糖玉等,以来源分为籽料、山流水料、戈壁料、山料等。《礼记》云:“叩这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古人习惯以和田玉受敲击后所发出的声音来鉴别和田玉的特性。和田玉制成的玉磬,敲击后所发出的声音清越绵长,“如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音沉远、徐徐方尽。”这一特性,是非透闪石所不能及的。和田羊脂白玉的籽玉,历来被公认为和田玉中的极品。羊脂白玉,又称白玉、羊脂玉,顾名思义其玉色如羊脂一样洁白,古传“白璧无瑕”,即指羊脂白玉。通常,羊脂白玉其颜色呈脂白色,可稍泛淡青色、乳黄色等,质地细腻滋润,油脂性好,绺裂较少,可有少量石花等杂质。羊脂白玉的籽玉,是浸泡在昆仑山下荒原或绿洲的地下水土中千百万年,经过水流不断地打磨冲刷之后形成的,是从昆仑山下河床中捞取的,极为稀罕、价值极高,籽玉白如羊脂、温润细腻、光洁无瑕,有的籽玉肌里内含有“饭渗”,即呈欲化未化的白饭状,这是水产白玉的肌理特征之一。有的籽玉因为长期浸泡在水沙中而带有各色的皮子。色皮,是指玉的外表分布的一层玉皮,色皮有各种颜色,名贵的品种如秋梨黄、洒金黄、鸡血红、枣皮红、黑皮子、黄蜡皮、虎皮子、鹿皮子等。同种质量的籽玉,如果带有色皮,则更为稀罕难得,价值更高,近代著名学者谢彬《新疆游记》云:“(和田玉)有皮者价尤高。皮有洒金、秋梨、鸡血等名,盖玉之带璞(色皮)者,一物往往数百金,采者不曰得玉,而曰得宝”。

(2)、潘源盛玉雕以玻璃种翡翠玉,甚至老坑玻璃种翡翠玉为上品,翡红翠绿,色彩华丽、极富转变。

翡翠玉,原产和主产于缅甸缅北猛拱一带,具有“玉中之王”的美誉。据北宋欧阳修《归田录》记载:“余(欧阳修)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由此可见,以“翡翠”指绿色玉石由来已久,且至迟在北宋时期,已被视为珍宝。及至明代,翡翠玉在中国开始盛行。清代以后,大量的从缅甸进贡过来的翡翠玉开始风靡皇宫,皇帝、皇后和后宫妃子都贮藏有大量的翡翠玉首饰,就连平日所用的碗筷、盆盂、盒子等,大多都是翡翠材质,对翡翠玉的痴迷程度已近疯狂,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翡翠玉器就是最好的实物证明。

翡翠玉,为玉级多晶集合体,属于硬玉的一种,结晶紧密细腻、硬度高,外表光洁明亮、

色彩华丽夺目。决定翡翠玉品质和价值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种水,二是颜色。有句俗话叫"内行看种,外行看色",由此可见,种水对翡翠玉品质影响之大。购买过翡翠玉镯的人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行家会当着你的面去敲击玉镯,让你听听其声音,声音以清脆悠扬、有回音者为佳,行家的这种做法,是想证明该件玉器的结晶紧密、质地好,且无裂纹。翡翠玉的种水是翡翠玉种头和水头的统称。翡翠玉的种头,是指翡翠玉晶体颗粒粗细或晶体结合的致密程度(行内称为玉肉的粗细)。翡翠玉的水头,是指翡翠玉的透明度,即翡翠透过可见光的能力。行内习惯以翡翠玉的种水,即将翡翠玉晶体颗粒粗细与透明度相结合,来衡量和评价翡翠玉的品质和价值。种水可分为玻璃种、冰种、冰糯种、糯种、豆种等,相对而言,老坑比新坑种水要高。翡翠玉以冰种为上品,其中,结晶紧密细腻达到极致、水分超高、透明度绝佳的,称为玻璃种。玻璃种翡翠玉,质地纯净无瑕疵、色泽均匀,在灯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如玻璃、表层莹光浮现(行内称为“起荧”),堪称翡翠玉中的极品。翡翠玉有绿色(帝王绿、正阳绿、苹果绿)、红色、紫色、橙色、黄色等多种颜色,翡翠之绿,愈娇绿愈具价值,翡翠之红,越鲜红越昂贵。

2、山水人物花鸟彰显岭海灵秀。

(1)、潘源盛山水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突出体现了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人们共同的乡土情结,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共同的文化特征,体现了自身对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自然风光和水文化、海洋文化特质的深层次理解和精辟概括,反映了珠江文化和岭南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开拓、创新的水文化特质和时代精神风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相同或相似的地域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会使得在同一地域土生土长、生活的人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从而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审美意识、创作方法和艺术追求,这些特征在潘源盛山水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潘源盛山水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以劲爽豪纵、自由灵动的风格,去展现岭南地区特有的琉秀山川,与江南山水的典雅、柔美、内敛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山水题材的玉雕作品,通常在处理山和水空间比例关系上是基本平衡的,而潘源盛南派玉雕在创作上,则是尽可能留给水以最大的表现空间,洋洋湖泊、飞瀑流泉,纵横交错,使之较更显视野开阔和气质的灵动,达到水墨淋漓的境界,这是对岭南和珠江流域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质的精辟概括和高度升华。其创作意图很明显,就是旨在反映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百川汇流的地理形态,反映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开拓、创新的水文化特质和时代风貌,这与南派玉雕歌颂生活、歌颂时代的创作精神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潘源盛山水题材的玉雕创作,在师法中国古代传统玉雕技法的基础上,更尊重写生,注重师法自然造化,既注重空间透视的运用,反映山与山、山与水之间真实的空间逻辑关系,空间延伸感非常强烈,同时又以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技法,去抒写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人们自己心目中的山水意象,正因如此,潘源盛南派玉雕所创作出来的山水,是一种令观赏者可视、可感,而且可以置身其中的现实和理想环境。潘源盛南派玉雕可谓将客观空间视觉的延伸、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山水景致的延伸,以及自己对生活感悟的延伸融为一炉了。这就是潘源盛南派玉雕山水,内容和题材上所体现出的时代和生活气息,以及极具真实感的创作特征,就是潘源盛南派玉雕在山水题材创作上与传统玉雕最大的、最本质区别。潘源盛山水题材玉雕创作的点睛人物还是以古人为主,并将古人、古代的草庐和青瓦板房点景其中,其创作意图旨在勾起观赏者对中国古代传统玉雕技法的思考,并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向观赏者展现南派玉雕是如何以自身的精神特质和创作技法来实现中国古代传统玉雕技法向当代玉雕技法探索、革新、发展,这样一个演变历程的。

(2)、潘源盛人物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突出展现了舜帝、六祖慧能、龙母等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历史文化名人风采及其故事,花鸟题材创作多以瑞兽、生肖起到画龙点睛之妙,传递出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的文化寓意。

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不仅是中国玉文化永恒的主题,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永恒的主题,潘源盛人物、花鸟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可谓将这种文化寓意发挥到了极致!潘源盛人物题材的南派玉雕,以舜帝、六祖慧能、龙母等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其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展现了本土历史文化名人的风采,以及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深厚的文化内涵,增强了南派玉雕的历史厚重感,进一步提高了南派玉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舜帝、六祖慧能、龙母,他们福泽苍生,是成就了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风调雨顺、社会繁荣发展的英雄形象,潘源盛玉雕反映的无论是舜帝、六祖慧能、龙母,那英雄崇拜的本质,无不表露出土生土长的岭南和珠江流域地区儿女对社会和谐发展,生活如意吉祥、平安顺利、幸福辉煌的美好祝愿之情!潘源盛花鸟题材的南派玉雕创作,又多以如意吉祥的瑞兽、生肖起到画龙点睛之妙,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憨态可掬、造型生动、玲珑传神。

3、南派玉雕鬼斧神工浑然天成。

南派玉雕以通雕、镂雕座件和组合镶嵌技艺闻名于世,作品在题材选取上多突出岭南地域文化内蕴,创作方法上多以写实为主,追求创新,造型丰满传神,具有玲珑剔透、轻灵飘逸、秀丽典雅的特点,注重细节的逼真刻画,雕法细腻,善于利用巧色对局部进行修饰,必要时能做到薄如蝉翼、细如发丝,做工精到极致。

潘源盛南派玉雕所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都是独一无二、绝不雷同的。南派玉雕泰斗高兆华曾说:“玉雕师只要平衡好材料稀缺性和手工唯一性之间的关系,每一件玉雕作品都可以是独一无二的!”高兆华认为,创作是玉雕艺术数千年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这些“孤品”记载了一代代玉雕创作者艺术探索的足迹,承载着玉雕文化的独特内蕴。创作灵感来自于对现实生活、对事物的细腻观察和真实感悟,强调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玉雕创作者需要随机应变,因材施艺,突出玉性。这种境界,潘源盛南派玉雕达到了。潘源盛南派玉雕创作,善于因材施艺,将对天然玉材特点的巧妙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其玉雕作品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材质美。众所周知,玉料本身具有的色彩,通过雕刻之后,又会以不同的色泽显现和相互映衬,其天然色彩的丰富表现力可以随物传情,使作品更加生动,富含意趣。

潘源盛南派玉雕创作,全面吸取了立体雕刻、浮雕、镂空雕、镶嵌等各种雕刻技法之所长,并且借鉴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善于因材施艺、巧色设计,手法独特、追求创新、新花式层出不穷,形成了造型优美、生动巧妙,随物传情、呼应传声的艺术效果。创作题材宽广,包括山水、人物、动物、花卉、器皿、玉球、船、塔、兵器等,无所不通。纵观潘源盛南派玉雕作品,羊脂白玉籽玉洁白无瑕,光亮穿透、温润如冰,玻璃种翡翠翡红翠绿,色彩华丽、极富转变,上品的材质与柔韧有余的创作技巧相结合,达到了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堪称南派玉雕的典范。

2014年09月至2015年05月,于广州珠江新城

(参考文献:1、春秋,伏羲、周文王、孔子,《周易》;2、春秋,孔子编纂,《诗经》;3、战国,屈原、宋玉,《楚辞》;4、西汉,戴圣编纂,《礼记》;5、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6、北宋,欧阳修,《归田录》;7、明代,吴承恩,《西游记》;8、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9、清代,曹雪芹,《红楼梦》;10、清代,屈大均编纂,《广东新语》;11、清代,钱以垲编纂,《岭海见闻》;12、近现代,谢彬,《新疆游记》;13、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14、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15、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16、任式楠、吴耀利编纂,《中国考古学》;17、常素霞,《中国玉器发展史》;18、郭宝钧,《古玉新诠》;1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本文作者肖健,从事中华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当代著名国学家、文化学者,“互联网+文化定位”文化传播方式的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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