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禁娼”攻坚战:让“妓女”这个词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上海市市长的陈毅

陈毅批示进口西药治病

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两年半以后，市政府明文下令禁娼。选择这个时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上海的妓女不但人数庞大，而且名目繁多。解放前夕,根据上海市性病中心防治所的统计资料,上海登记的娼妓有性病的约占65%。上海红十字会、同济医院及嵩山区卫生所从1945年至1950年检验31861位市民,其中2880人患有性病,占9.03%。也就是说,每11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是患性病的。

早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就组织军管干部多次讨论过禁娼问题，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如此丑恶的社会现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张解放后立即明令禁娼。绝大部分同志主张不能马上取缔,因为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马上取缔娼妓,政府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医治性病，更没有专项的经费为她们安置就业，其结果只能是把她们从妓院推到社会上去,使她们流离失所，暗中卖淫,这就会造成比公开挂牌更惨的悲剧。

陈毅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刚进去(指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吃几天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将来在中国的语词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上海禁娼

取缔妇女卖淫,关键是为她们找到出路，使她们变成有益社会的生产力，并帮助她们成家立业。而治疗她们的性病,使其恢复健康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禁娼”战打响后，上海市长陈毅指示市卫生局调集治疗性病的专家和有关医生,给被教养的娼妓根治性病。但是，治疗性病需要价格相当昂贵的盘尼西林。一个早期梅毒病人,每天要注射60万单位，10天一个疗程,最少要三个疗程,按当时价格，就要100多万元(按当时币制)。一个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反复十几个疗程,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且不说所用药物价格昂贵，解放不久的上海尚不能生产盘尼西林,这些药需要国家花大量的外汇从海外进口，而且，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还不容易买到。当时上海医药仓库里的盘尼西林原是专供朝鲜战场志愿军伤病员使用的，有关部门的请示报告一直送到陈毅市长的办公桌上。陈毅果断地决定盘尼西林先给教养所里患性病的姐妹们，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塞里佛埃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全世界没有先例。

1917年,英国有个叫甘博耳(S.D.Gamble)的社会学家，曾对世界8个大都市的娼妓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上海的比率最高。

罗瑞卿

罗瑞卿领导北平“禁娼”

当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和平解放后,进入北京城的毛泽东指示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和平解放后的北平，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土匪特务等人躲藏在妓院，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这增加了解决娼业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

1949年3月，经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北平市公安局制定的“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下发执行,北平市吹响了“禁娼”战的号角。

在“禁娼”战最初阶段，为了不打草惊蛇，市公安局对妓院做出4项规定：详细记载妓院住客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信息，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如遇有持枪械、火药、通讯器材、着军装的嫖客,要迅速报告;不得虐待妓女，逼良为娼、逼幼为娼;游娼者不得饮酒吵架、扰乱治安等等。

1949年8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寄生人口的决议”，要求政府制定处理方案，组织妇女习艺所,分批收容妓女，并授以必要的劳动技能，使之能自谋生计。9月，北平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会、企业局共同组成处理妓女委员会，为全市统一领导机构。10月15日，北平市成立准备封闭妓院的执行机构，由罗瑞卿统一领导、部署和指挥。

北京禁娼

北平“一夜禁娼”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明确规定：“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会后，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市长聂荣臻发布命令，预先组织好的2000余名干部和警员，分成27个行动小组，乘坐37辆汽车分赴全市各地封闭妓院。由于在事前作了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准备，严密封锁消息，基本上未发生老板、领家及妓女隐匿、逃避等情形。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执行时举措得当，经过一夜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封闭妓院的工作顺利完成，行动小组在12小时内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9名，集中老板和领家共424名。据当年的报纸记载，此次集中收容妓女、封闭妓院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许多市民都拍手称快。

收容妓女中，有的人接受了行动小组的当场解释和说服，初步了解到人民政府改造妓女的政策，主动配合行动并庆祝自己的解放。外四区妓女姚某某说：“你们说的全都是好话,由今天起我们就是一个干净人了。”

集中收容妓女、封闭妓院之后，“禁娼”战转入教育改造和医治性病阶段，工作组对收容的妓女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安置之后,政府长时间没去打搅她们平静的生活。直至30多年后的1986年，原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干部才悄悄地对她们几十年的工作生活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

调查结果是，她们中很多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有的人成为先进工作者、生产骨干，有的当了班组和车间的负责人，有的人入了党，退休以后过着安宁的晚年生活。(作者：丁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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