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隆福寺街的花店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国都，营造过大量的宫苑、府邸和园林，自然要有树木花卉点缀其间。虽有名地的奇葩珍草聚集而至，但由于季节性强、需求面广和运输量大等原因，逐渐在北京本地出现了专营此业的花农和花店。

花农的基地是丰台十八村，花店最初则多在下斜街、菜市口附近。那里靠近广安门、右安门，花农们进城运送方便。随着清朝的巨室名门按“东富西贵”在内城的居住格局，花店也不断迁移到东西两庙——隆福寺和护国寺，尤以隆福寺最为集中。有些花店还在附近建有自己的花洞子，即暖房温室，自养自销，成为花厂子。花厂子也难能有“四时不谢之花”，有些货源还要依赖丰台十八村的花农，因为那里有莳养某种花卉擅长的“专业户”。

丰台一带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质肥沃土壤疏松而呈酸性，适宜各种花木的根部舒展和吸收水分。十八村的花农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如黄土岗、白盆窑以“白货”著名，主要养茉莉、玉兰、米兰、玳玳花；樊家村养木本的梅花、腊梅；罗家园的五色梅和各色菊花，赵家楼的月季、牡丹等，甚至还有专养生鲜药材藿香、佩兰、鲜石斛、绿八叶等发家的。花农们不但用温室养花，还同时种菜，收入当然更可观了。清人在《燕京岁时记》中曾有过介绍：“春花如牡丹、海棠、丁香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之天工，预支月令”。对于冬天培植香椿、黄瓜等的描写，更为具体，他说：“一花之费，几乎百钱，一芽一瓜，几乎千钱”。有些花农积累了资金，也到城里来开花店，光隆福寺这一条街上就有十几家。如万盛、同春、同乐、永利、艺和、隆兴、永和、隆和、聚芳、利和、松泉、永和新和德盛源等。

隆福寺的这十几家花店、花厂子规模大小不尽相同，但经营的品种却大同小异。春天有山东菏泽来的牡丹，丰台产的芍药、海棠、丁香、碧桃、迎春。夏天有石榴、栀子、夹竹桃、荷花、水浮莲、子午莲（这种莲能爬蔓，根在水中不长藕，叶子象蓖麻叶呈五角或六角形，花为兰色或米色，须子更美）、佛座莲（又名碗莲，层多瓣多）……秋天有桂花，丹桂、金桂、银桂、硃砂桂和广东产的四季桂。菊花的品类更多，但原盆原本的很少有佳种，须用蒿子嫁接后长出一种花株矮、花朵大，行话叫做“三叉”的，才令人喜爱。还有一种白牡丹菊和紫凤朝阳菊，花瓣儿能入宴席的菊花锅，是道讲究的名菜。冬天有兰花，由福建运来的水仙和南方直接运来的草兰。此外，还有佛手、香橼、金桔儿、柠檬、文竹、绣球等。

花厂子除卖花栽花以外，还替宅门摆鲜花和存花。有些王府和够气派的大宅门，都有自家的花洞子并雇有“花把式”。民国十年前后，有些王府宅门多辞掉花匠，改由花厂子定时来摆花，既能做到一年四季都有应时鲜花可供陈列，而花厂子又可以有较稳定的收入。根据用量大小和花种高低，确定利金。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一般由每月二、三元至五、六元。还有一些棵株较大的木本观花植物，则常年存放在花厂子里，花厂精心施肥培植，只等花蕾满枝含苞待放时，送到原主人家供其观赏，待到入冬凋谢，重新拉回花厂子入窖保温。三十年代前后，许多王府巨室日渐败落，花厂子的常年主顾逐渐减少，但也有一些适应当时社会需求的新品种出现，就是花篮、花圈和花把儿。有些婚庆寿日，商号开张、名角出台，人们往往馈赠花篮，鲜花锦簇，典雅华贵，每支高达银洋五六元，花店可算一本万利。他们可以不用本钱，先由花农手里赊来，卖出去后再付款，所以当时流传着“宁舍亲爹娘，不舍花木行”的说法。

经营花店的真正内行，不但要会莳养各种花木，还要兼会几种特殊技艺。小如盆景栽培要在尺寸之地，表现山水之胜，大到庭园的设计布局，堆砌假山，安放各种“山子石”，做到“透、露、瘦、秀”，要有优美的艺术构思匠心经营。另外一项是“做灵活”，有钱人家死人出殡要用松柏枝绑扎成松鹤、松鹿、松狮、松亭……。

敌伪时期和光复前后的战乱岁月，隆福寺花店的生意一度清淡，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了复苏。他们曾为中央各部、外国使馆和各大公园提供了品种繁多、千姿百态的鲜花。十年浩劫中鲜花被看成资产阶级的毒草，整个行业荡然无存，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隆福寺街目前仅有两家花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花木业带来了活泼生机。人们不再把莳花养草看做剥削阶级的颓废没落和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重新认识到栽培花卉可以美化环境、减轻公害、陶冶性灵；可以培养人们爱美、爱自然、爱生活的高尚情趣；既能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及社会富裕繁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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